中国企业“逆周期”跨国并购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贾玉成,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13802103059@163.com。天津 300191;张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
南方经济

内容提要:

“新常态”经济周期中,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有何特征?从经济政策频繁波动的现实出发,如何理解跨国并购的“逆周期”成因?文章基于2001-2016年中国企业对91个国家的跨国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下行经济周期加剧了并购规模提升;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正相关,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为更明显;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距以及市场增长潜力差距均提升了并购规模。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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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2009年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以此为背景,国内经济也步入“新常态”,市场环境低迷给企业生存带来重大挑战。企业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一般意义中,企业投资多体现为“顺周期”特征(Bates et al.,2009;Duchin et al.,2010),然而,从中国开放经济实践出发,企业跨国并购具有明显的“逆境突起”势头:低迷的市场环境反而成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催化剂”(图1)。数据显示①,2009-2016年间,中国跨国并购交易规模和数量分别实现年均27.9%和10%的增速。与之相对的是同期世界和国内经济环境的低迷②,两者的鲜明反差突出了中国跨国并购的“逆周期”特征。持久的经济衰退引发了政府层面的关注,一系列市场复苏政策的推行、频繁的制度安排都加剧了不确定性因素③,进而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Durnev,2012)。考虑到跨国投资涉及两个(或以上)地区,外来企业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及相关因素,而经济周期和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市场发展趋势和制度波动的标志,对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安排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文结合下行市场环境背景,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践为依据,创新性地提出中国企业特有的“逆周期”并购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并购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突破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投资视角,发现并实证了中国外向投资的“逆周期”证据,并结合政策不确定性做出合理解释,一方面丰富了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理论,另一方面也对阐述了中国外向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

      

       图1 中国GDP增速与跨国并购交易额

       数据来源:zephyr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ld Bank)。

      

       图2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数据来源: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

       多数研究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入手,认为经济周期作为市场环境的概括,显著影响企业投资安排(郭庆旺、赵旭杰,2012;徐建国、张勋,2013;齐鹰飞、李东阳,2014)。杨光等(2015)指出,企业投资体现为“顺周期”特征,即市场扩张推动管理者情绪高涨,投资相应增加;经济下行,则相反。从融资层面,下行经济环境会降低企业流动资本数量,束缚投资动力。Bates et al.(2009)认为,外部资本市场在下行周期中的波动更为频繁,从风险规避动机出发,企业会提高现金持有比重,降低未来投资预算。巴曙松(2009)认为,融资难易程度与经济周期负相关:经济下行加重银行放款压力,加剧企业融资瓶颈。Duchin et al.(2010)的研究指出,悲观的经济形势会加重企业短期债务负担,导致投资大幅下降。与“顺周期”相对,逆周期投资也被部分研究证实(郭庆旺、赵旭杰,2012;王倩、刘睨,2015)。李凤羽、杨墨竹(2015)认为,经济政策调整的政治成本在下行周期中更小,进而推动经济衰退中的政府投资;另外,如果企业对新政策未来预期乐观,也会增加当前投资。

       对中国“逆周期”并购的理解,需要结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分别从资产价格、产能输出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展开。首先,Krugman(2000)从下行经济周期的股价波动视角对并购问题展开研究。他发现在市场下行中,东道国资产价格会出现超幅度贬值,从而推动境外投资者“抄底”购买行为。Aguiar and Gopinath(2005)也发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外资倾向于并购资产价格“缩水”严重的企业。谢红军、蒋殿春(2017)指出,国外资产价格波动驱动了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经济衰退中,资产价格缩水为中国企业的资本购买创造了条件。其次,以OFDI方式输出过剩产能成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巴曙松、余芽芳(2013)指出,面对国内过剩产能问题,以资本市场为平台,以市场化并购为手段是实现产业整合、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方式。最后,经济下行降低了制度成本,为外向投资为途径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李洪亚、董建功(2017)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下行市场环境的“倒逼”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所有制改革进程。陈俊龙、赵怡静(2017)指出,“新常态”下,东北老工业基地借助“一带一路”政策优势,以外向型投资化解过剩钢铁产能,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

       可见,一般意义上的投资与中国OFDI面对经济周期的反应截然相反。我们认为,假设的提出应该以实践为前提,以经济理论依据。因此,从中国企业跨过并购的实践出发,以资产价格、产能化解与所有制改革三方面入手,可以充分揭示“逆周期”并购成因。据此,提出假设1a。

       假设1a: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具有“逆周期”特征。

       由于经济全球化效应,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困于市场衰退“泥潭”之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处市场下行环境,中国企业却具有外向发展需求和能力呢?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双边市场中经济周期的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即使中国与东道国都面临市场衰退,但中国拥有包含在经济下行中相对更高水平的市场增长潜力,构成本国企业外向发展的资本保障和能力积淀。裴长洪、林江(2007)认为,作为“母国优势”的市场增长潜力差异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局面(GDP增速从2001至2007年的年均11%滑落至2016年的6.7%的水平),但相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而言,仍具有较大优势,且维持在年均6%以上的GDP增长率表明中国市场具有持久增长潜力。中国企业凭借国内市场增长优势增长资本和技术积累,强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和能力。据此,就双边市场增加潜力与跨国并购的关系提出假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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