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及创新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葛立宇(1979- ),男,江苏兴化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学。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科技进步与对策

内容提要:

Baumol认为企业家行为模式受到所在制度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会促进企业家从事增加社会福利的生产性活动,比如创新;而制度环境不佳会导致企业家从事攫取社会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寻租。Baumol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在中国具体情境中,是否有其适用性?以我国2009-2014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份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工具变量,在有效控制内生性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后,实证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活动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转轨时期我国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企业家寻租活动就越多。进一步通过系数检验以及Bootstrap方法考察企业家寻租活动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证实了“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家寻租活动增多→企业创新强度减弱”传导机制的存在,可为深化中国要素市场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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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3-0123-08

       0 引言

       约瑟夫·熊彼特[1]首次将企业家和创新联系起来,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组织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受熊彼特的启发,Baumol[2]认为企业家既有可能从事增加社会福利的生产活动,也有可能从事攫取社会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寻租,甚至从事犯罪性的破坏活动。活动选择取决于社会的报酬结构,如果从事寻租活动的回报(货币或非货币)更高,那么社会精英就会选择从事寻租活动。Murphy、Shleifer和Vishny[3-4]进一步认为企业家之所以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主要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寻租活动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主要原因有:①寻租活动往往有较高的启动成本,不过一旦启动其边际成本极低;②寻租活动会自我创造新的寻租活动;③寻租活动会在数量上自我加强,因为寻租活动越盛行,寻租的私人成本会越低[5]。Baumol、Murphy的理论假说后来得到了众多文献的实证支撑[6-9]。

       近年来,中国学者将中国情景下制度环境对企业家行为模式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庄子银[7]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经济活动的报酬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而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决定了经济体的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李晓敏、卢现祥[8]发现以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就业规模衡量人才配置寻租活动时,从事寻租活动的人才规模与劳均GDP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以个体就业表征时,两者则呈现正相关关系。李雪灵等[9]对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正式制度中国家法律和金融环境越不完善,寻租活动越活跃;非正式制度中,国家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程度越高,风险规避程度越低,寻租活动越活跃。陈艳莹、王二龙和程乘[10]发现自然资源禀赋丰富地区,企业家更多倾向于从事寻租行为,而寻租行为抑制了当地经济增长。姚瑶和刘文革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在短期内可能会“倒逼”企业家将“要素租”转化为“集聚租”,实现专业化分工,然而长期内,要素市场扭曲会制约企业家将“要素租”转化为“创新租”,从而影响企业家持续自主创新。胡永刚和石崇[11]将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引入企业家选择和才能配置模型,研究发现管制和法治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

       以上文献从制度环境的不同层面探寻了其对创新的影响,但在中国具体情境中,市场制度环境无疑对企业家的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家从事的是生产经营活动,与其他法治、文化等制度环境相比,市场制度环境可能起到了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在当前转轨阶段,我国市场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商品市场改革,产生了要素市场扭曲现象。所谓要素市场扭曲是指生产要素资源在国民经济中非最优配置,主要动因在于中国各级政府出于控制要素资源的考虑对各种关键要素资源实行排他性的所有权、管制权和定价权。目前,从要素市场扭曲角度考察其对企业家行为影响的文献还较少,特别是缺乏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行为以及创新行为影响的关联分析。学者们在理论上关注企业家寻租行为可能抑制创新,但并未从实证方面证明两者存在内在因果联系。

       鉴于此,本文利用2009-2014年各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企业家寻租活动是否构成要素市场扭曲和地区创新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

       (1)借助企业家寻租活动中介效应实证模型,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创新强度之间建立关联,拓展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领域,为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阻碍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研究企业创新的文献中,企业家行为配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以企业、公司理论为基础的企业创新管理学之间存在着理论脱节现象。本文尝试从制度环境对企业家寻租和创新活动的影响方面做理论探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2)企业家寻租变量选取上有一定创新。现有文献中,衡量企业家寻租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用企业家人才配置的数量效应代替企业家真实的寻租行为[11],实际上企业家人才配置效应和活动效应应予以区别;二是以企业的超额管理费用代替企业家寻租费用[12],然而,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企业将超额管理费用家全部用于寻租。本文尝试使用各省份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立案发生率作为企业家寻租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企业家对政府官员进行寻租是政府官员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导因素,相比现有文献使用的两种代理变量(企业家人才相对数量或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各地区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立案发生率实际上更真实地反映了企业家寻租的客观状况。当然,本文使用此种代理变量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各省份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大致相同。本文认为,各省份司法运行制度、司法资源配置以及司法侦查技术都受中央统一领导,因此各省份职务犯罪侦破率可以看作是相似的,该代理变量具有一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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