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的回顾与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飞,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zhufei@vip.sina.com;胡瑞博,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内容提要:

企业作为雇主,其劳动关系管理实践对于整个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质量起着关键的影响作用。本文对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40年里的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和述评,以总结现有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研究成果,提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文献回顾,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和四种主要雇佣关系形式。本文主要对合理/情性视角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该类研究的总体逻辑框架。本文还提出了未来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1)员工价值观多元化;2)越来越多企业采用跨国运营战略;3)多种雇佣模式共存,新工作形式涌现;4)颠覆性新技术的深入渗透应用。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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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关系系统是社会运行系统中的重要部分,而企业作为雇主是该系统的关键主体。它在劳动关系管理中的策略和实践,对于整个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质量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作用。一般而言,企业作为雇主进行劳动关系管理实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合法/规性管理实践,它有明确、直接的法律法规框架,以显性的书面劳动契约为核心,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权利义务为目标,例如,劳动合同管理、法定福利体系管理等;第二种是合理/情性管理实践,它没有明确、直接的法律法规规定,而是以企业战略需求和员工需求为依据,以隐性的心理契约为核心,以改善员工—组织关系质量为目标,例如,质量圈、自主福利体系管理等。而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策略和实践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劳动法律规范等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改革开始以来四十年间,即1978-2018年关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研究,旨在发现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理念和实践的规律和趋势。基于过往研究质量的考虑,本文在文献回顾中,主要收集CSSCI检索期刊①上发表的以企业为主体(而非政府和工会)的劳动关系管理研究论文,搜索的关键词包括“劳动关系”“员工关系”“员工—组织关系”“雇佣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和“人事管理”以及相关的中间变量和结果变量关键词,例如,“劳动关系氛围”“组织认同”“组织承诺”“心理契约”“绩效”“离职倾向”“和谐劳动关系”等,并基于此进行文献回顾和述评。

       1 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研究的阶段划分

       总体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管理研究可以根据两个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相关重大事件,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文简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而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1992年,聚焦于劳动关系管理的合法/规性研究,主要研究书面劳动契约和机制的管理;第二阶段,1993年开始至2007年,企业劳动关系相关研究逐渐由合法/规性研究向合情/理性研究拓展,全面关注书面劳动企业和隐性心理契约的管理。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文简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是一个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重要里程碑。该法律立法过程本身是对中国企业和劳动者的劳动法律和权益意识都的全面教育过程。在《劳动合同法》法律颁布实施前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者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合法/规性管理和合情/理性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整合研究。

       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以“劳动关系”为篇名或者关键词进行论文搜索,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从1978年开始,劳动关系问题受研究者关注的程度快速上升。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1979年开始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关于“劳动关系”的论文,《环球法律评论》发表了由吴云琪摘译的来自苏联内务部莫斯科高级警校的奥尔洛夫斯基教授的论文《劳动集体在劳动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该议题在当时并未引起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关注。直到1992年,每年以“劳动关系”为篇名的文章数量也不超过10篇。1992年,中国发生了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自此进入深入改革和高速发展阶段,而与此相呼应的是,1993年之后,以劳动关系为篇名的论文也快速增长。到2011年度,中国知网检索发表的以“劳动关系”为篇名的论文达到629篇,而之后每年发表的同类论文都超过420篇。

       从1978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实施,中国开始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在公有制企业之外,私营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外资企业等开始涌现。然而,中国关于这类企业的劳动用工和劳动关系等问题如何规范并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同时,当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供给非常充裕,而且需求则相对集中于沿海开放区域和城市,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这使得当时大多数企业对劳动关系问题给予的关注都比较少,企业通常仅仅关注最低限度的劳动关系合法/规问题,甚至经常大面积突破当时的仅有的相关法律规范,鲜有非公有制企业主动关注改善劳动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开始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并推行劳动合同制,这被称为中国劳动改革的试水时期(常凯,2013)。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的企业层面劳动关系实践问题也大多是劳动关系的合法/规性问题。如,何隆生(1989)以深圳市“三来一补”企业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后认为,由于人员身份构成较为复杂、用工中存在大量的君子协定、书面协议/合同内容过于原则和随意、双方权利义务显著不对等……劳动关系问题较为复杂。林国、尧江山和蔡振武(1989)则以温州试验区的私营企业为对象进行了调查,他们基于所发现的劳动关系问题,提出了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加强劳动保护监督、加强私营企业收入分配监督等建议。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出现了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步介绍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例如,余凯成(1982)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在西方管理实践中的一种内外部激励相结合的综合模型,并且较为详细介绍了相关的激励实践举措。张义和(1984)则系统介绍了日本住友银行的人事管理的实践特征:集中统一的人事管理制度、能力主义的人事政策和明显差别的工资待遇。这些关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对于当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关系管理在理念和实践都带来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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