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公民”还是“好演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异象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柏(1971- ),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12;卢家锐(1994- ),男,广西陆川人,吉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财经研究

内容提要:

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究竟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还是表里不一的“好演员”?文章基于业绩预告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行为背离的异象。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佳,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越低,初步表明我国很可能存在企业社会责任背离的“好演员”。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在发布业绩预告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越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也越高。这表明发布业绩预告且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文章的研究表明,业绩预告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甄别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是“好公民”还是“好演员”,也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和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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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8)05-0097-12

      DOI:10.16538/j.cnki.jfe.2018.05.007

      企业社会责任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出于回馈社会、饮水思源而从事的超越法律和经济义务的活动。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下,享有良好社会责任声誉的现代企业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主要是根据其社会责任报告,而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甚至有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连续多年表述几乎不变。那么,享有良好社会责任声誉的企业真的是一个“好公民”吗?

      学者将“伪善”概念从心理学领域延伸到管理学领域,延伸出了“企业伪社会责任”(hypocrisy in CSR)概念。企业伪社会责任现象指的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与其社会责任报告中宣传的“负责任”的外在形象不一致。近年来,我国企业屡屡出现社会责任形象与行为背离的异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房地产巨头万科享有“中国最佳企业公民奖”荣誉称号,但多次陷入“纸门事件”“毒地板事件”等;在汶川和雅安地震中,社会责任表现突出的乳业巨头辉山集团在2017年4月因财务造假在港交所发生股价崩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孩子健康发展助力的红黄蓝幼儿园在2017年却不断传出虐童新闻。权小锋等(201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推行社会责任主要出于“工具特征”而不是“价值特征”。黄艺翔和姚铮(2016)发现,业绩较差的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开展印象管理的程度较大,且这种现象在重污染行业中更加明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异象引发了以下思考:享有良好社会责任声誉的公司究竟是真正为利益相关者考虑的“好公民”,还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好演员”?

      由于内部财务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社会责任成了利益相关者判断企业盈利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好,市场对其评价越高(朱松,2011)。企业社会责任还能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消除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减缓股价下跌(Kotchen和Moon,2012),甚至有助于企业缓解金融危机等对股价的冲击(Lins等,2017)。而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所反映出的好形象与实际行为常有不符,欺骗了消费者、投资者、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信任。如果不能把这样的“好演员”辨别出来,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变成骗取利益相关者信任的工具,甚至会损害真心实意履行社会责任的“好公民”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可能引发社会的道德诚信危机。本文尝试辨别享有良好社会责任声誉的企业究竟是利他的“好公民”还是言行不一的“好演员”。这不仅有助于揭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黑箱”,还能为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供政策建议。

      国内学者基于盈余管理、财务报告质量等视角发现推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利他的“好公民”(王霞等,2014;宋岩等,2017),而从税收规避、管理者捂盘行为等方面却发现履行社会责任是掩盖自利的一种工具(权小锋等,2015;李增福等,2016)。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异象的存在,本文尝试从业绩预告决策视角来甄别推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中哪些是“好公民”,哪些是“好演员”。

      基于业绩预告决策视角,我们不仅可根据是否发布业绩预告进行定性分析,还可通过考察发布预告样本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做进一步判断。从外延来说,业绩预告决策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但从内涵来讲,本文将两者分开进行了刻画。基于社会责任报告和年报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不够准确,评分仅能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在形象。而业绩预告反映的是真实的决策行为,只有好形象和好行为一致,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公民”,反之则是表里不一的“好演员”。如果公司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公民”,他们会提供高质量的业绩预告来保持良好声誉(King等,1990);而如果公司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好演员”,他们可能会利用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提供质量较低、较为乐观的业绩预告以骗取投资者的信任。

      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预告发布概率显著负相关。这支持了“好演员”假说,说明社会责任表现好的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较低,违背了信息披露的公共原则。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发布业绩预告的企业中,履行社会责任越好,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越高。这说明发布业绩预告且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是真心实意地“好公民”。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在国内首次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业绩预告行为之间的关系。从作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仅有Lee(2017)研究了这一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预告发布概率和精确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研究。第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非常复杂,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究竟是一个善于表演的“好演员”(高勇强等,2012;权小锋等,2015),还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好公民”(Jacobsen,2013;Lee,2017),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话题。虽然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有利于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但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是否真心实意承担社会责任仍持怀疑态度(周延风等,2007),因而基于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仅能反映企业外在形象。本文则选取企业业绩预告视角,筛选并辨别了社会责任形象好的企业中哪些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哪些是表里不一的“好演员”。这深化了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黑箱”的认识,也为解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异象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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