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绿色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1 引言

       面对资源短缺和环境规制强度提升的压力，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重视环境和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被企业接受并落实(Bansal & Song，2017；Starik & Marcus，2000)。为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企业制定正式的环保制度，将环保工作和责任制度化，问责具体员工。但企业环保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员工的志愿行为，即员工个体化、需自行斟酌的行为，与组织正式奖惩制度无关(张佳良，刘军，2016)。该行为往往超越组织期望，例如员工不仅完成自己分内的环保任务，还积极影响身边的同事等。因此员工在组织环境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上到决策制定下到措施实行，都需要企业各层人员的积极配合(Felin，Foss，& Ployhart，2015；Vlek & Steg，2007)。

       随着实践需求发展，理论界对绿色行为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环境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在绿色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Bamberg & Mser，2007)。如Jennifer等(2012)发现变革型领导对工作环境中员工的绿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Eisenberger(1986)提出组织支持感可以有效激励员工参与绿色行为；Haugh和Talwar(2010)从学习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和社会学习对企业环保实践的推动作用。这些成果从企业的环境战略、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等多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对企业的影响(唐贵瑶，孙玮，贾进，2015)，为员工绿色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追踪国内外相关文献，本文发现国外对员工绿色行为的研究较多，详细地探讨了员工绿色行为的不同类别及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等，如基于角色内外及自我意愿对绿色行为类别的探讨(Ramus & Killmer，2010；Ones & Dilchert，2012；Boiral & Paille，2012；Yuriev，Boiral，Francoeur，& Paillé，2018)；从个体层面(态度、价值观、情感、情绪、利益等)(Bissing-Olson，Iyer，Fielding，& Zacher，2013；Norton，Parker，Zacher，& Ashkanasy，2015；Paquin & Keating，2016)团队层面(团队环保氛围、团队领导、团队成员关系等)(Kim，Kim，Han，Jackson，& Ployhart，2014；Paille，Boiral，& Chen，2014)、领导层面(领导风格、领导行为等)(Robertson & Barling，2013；Afsar，Badir，& Kiani，2016)和组织层面(组织的环保战略、组织环保支持等)(Graves，Sarkis，& Zhu，2013；Boiral & Paille，2012)等各个层面研究其前因变量和作用机制。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些许不足，如对员工绿色行为的类别划分缺乏统一的标准，关于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跨层次研究相对较少。且国内学术界对该议题的讨论相对缺乏(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搜索“员工绿色行为”关键词，只有4篇相关文章)。为深化对员工绿色行为的理解，本文基于EBSCO、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英文关键词“green employees behavior，pro-environment behavior，green behavior”及中文关键词“员工绿色行为、绿色行为、亲环境行为”，共得相关文献70余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本文详细地介绍了员工绿色行为的概念内涵、类型特征、量表开发情况和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往研究的不足和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

       2 员工绿色行为概念内涵

       2.1 员工绿色行为的概念内涵

       员工绿色行为的概念与环保行为密切相关。环保行为的概念在20世纪后期由西方学者正式提出，尽管他们对其有不同的表述(参见表1)，但表达了相同内涵。如Stern(2000)提出了环保重要行为，主要指人类追求减少对自然界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Unsworth等(2013)将人类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或贡献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称为绿色行为、环保行为或环境友好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Kim等(2014)进一步完善了环保行为的定义，并将个体展现的一系列意在保护生态环境、降低个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的行为称之为绿色行为。本文认为环境重要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皆指环保行为，且与绿色行为无本质差别。具体来说，“绿色”强调的是一种健康的状态(Wang，Chen，Yiching，& Chentsang，2013)，人类采取的有利于环境“绿色”的行为即可以使环境保持健康状态的表现属于绿色行为的一种，与环保行为本质相同(Osbaldiston & Schott，2012)。

       企业落实绿色环境战略，实施内部绿色环保政策等目标都需要员工的积极参与、配合(Boiral，2007；Yuriev et al.，2018)。因此在绿色行为研究领域，员工的组织行为逐渐引起关注。如员工积极地完成企业制定的环境任务，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环保绩效(Jennifer et al.，2012)；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强调员工的主动环保行为，体现了绿色行为与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结合，有效弥补了企业正式制度之外的空白(Daily，Bishop，& Govindarajulu，2009)。而早期对员工组织行为的研究多关注“消极行为”这一短板，而忽视处于优势地位的“积极行为”(张伶和聂婷，2011)。当企业面临发展和环保的双重压力时，补短行为略显吃力，应更加推崇积极心理塑造，激发员工的积极组织行为。因此，学者们逐渐关注员工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并对有关的组织积极行为进行了概念界定(参见表2)，提出员工对环境有利的组织积极表现或员工采取的环境友好型行为即为员工绿色行为(Ones & Dilchert，2012；Paillé & Mejía-Morelos，2014；Norton et al.，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