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地位日益凸显，国际化战略成为很多新兴经济体企业(Emerging Economies' Firms，简称EEFs)的必然选择。现阶段，有关企业国际化及其战略选择的研究主要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视角，学者们认为与发达经济体企业(Advanced Economies'Firms，简称AEFs)相比，EEFs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多重劣势。一方面，EEFs不具备技术、资源等所有权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无法依靠释放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因受制度距离及刻板印象等的影响，EEFs国际化不仅遭受外来者劣势的危害，还面临独有的后来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的不利影响(Rao-Nicholson and Khan，2017；魏江等，2016)。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EEFs取得了较大成功(黄群慧等，2017)。例如，IC Insights的数据显示，2016年华为、中兴、金立等十余家中国手机企业向国际市场供应了近5.9亿台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增至39％，已经超过苹果和三星销量之和，不仅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经营绩效也得到了持续提升。 在没有AEFs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企业的国际化仍取得了较大成功?现有主流理论对此问题的解释力不足，这就暴露出当前研究存在如下缺陷：①已有研究更多的是探讨新兴经济体情境下制度和资源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共同影响，或者仅把制度作为一种情境因素，极少关注制度和资源之间的交互影响及其对EEFs国际化战略选择的作用。实际上，在EEFs国际化的过程中制度环境与资源决策相互作用。一方面，EEFs资源优势的产生需要制度作保障(Peng and Chen，2009)；另一方面，EEFs资源优势的发挥离不开特定制度环境(Lu et al.，2014)。②已有研究忽视了对EEFs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复杂性和资源独特性的探讨。一方面，EEFs国际化过程中面对的制度环境更加复杂多样，不仅需要考虑东道国和母国制度距离的差异程度，还应考虑东道国和母国制度差异的方向性(Hernández and Nieto，2015)；另一方面，与AEFs相比，EEFs所拥有的资源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可能拥有一些相对优势，应该被充分识别、挖掘和运用。③已有研究忽视了对EEFs东道国品牌战略的研究。企业国际化战略不仅包括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战略，还包括东道国的分支机构战略(Xu et al.，2004)，而东道国品牌战略是跨国企业分支机构战略的关键部分(Wong and Merrilees，2007)，能够帮助其克服外来者和来源国劣势以获取持续的合理性(刘英为等，2017)，但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手机通信企业国际化之路进行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如下两个主要问题：①EEFs所具有独特的企业资源优势与其所面临复杂的母国—东道国制度环境，构成了怎样的制度—资源二元交互驱动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情境(下文简称“制度—资源二元情境”)?②基于不同的制度—资源二元情境，EEFs应该如何选择与之相符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和东道国品牌战略，以提升企业的国际经营绩效?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1.理论背景 (1)企业国际化战略及理论发展。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对外扩张行为，并逐步发展出垄断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等，用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学者们开始关注新兴经济体情境下AEFs如何进入新兴市场方面的研究(Xu and Shenkar，2002；Peng et al.，2008)。在相关研究中，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战略以及东道国分支机构战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Zou et al.，2002；Xu et al.，2004)，前者决定了企业能否成功地“走出去”，即克服外来者劣势；后者决定了企业能否成功地“走进去”并“活下来”，即克服来源国劣势和后来者劣势。根据Peng et al.(2008)、Pengand Chen(2009)提出的企业国际化整合研究框架，新兴经济体情境下企业国际化战略是基于企业自身优势开展对外扩张的制度性安排。然而，以往AEFs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是基于企业在资源、能力以及区位等方面的强大优势来实现；由于EEFs在国际化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的劣势，并且EEFs没有AEFs所具备的所有权优势或区位优势，因此，EEFs如何利用相对资源优势来规避国际化过程中的劣势，需要结合企业的优势资源、母国和东道国间的制度差异等进行综合判断。 国际市场进入战略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Sharma and Erramilli，2004)。学者们根据跨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时采用的股权结构、分支机构建立模式、对外投入程度等因素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分类(Zhao et al.，2004)，并总结出每种进入模式的特性，主要涉及资源承诺水平、控制程度、投资风险水平、成本、灵活性水平、回报率、整合程度，整体而言大多数学者都谈到了前四个特征(Sharma and Erramilli，2004)。由于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多种多样，跨国公司在选择进入国外市场的模式时所考虑的因素也异常复杂，近年来更多的研究站在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相比较的角度研究EEFs的国际化战略，并且认为制度距离的存在影响了东道国组织场域内的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的评价(陈立敏等，2016)，使得EEFs在获取合理性时存在困难，一般认为EEFs面临的母国—东道国制度距离越大时，越倾向于采用低资源承诺、低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并且建议对EEFs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应该融合各主要理论，从权变的角度加以分析(Meyer et al.，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