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7)02—0017—09 院校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大变化，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评估运动等，院校研究也经过了成长、专业化和实践功能的拓展过程。正如彼得森(Marvin Peterson)所总结的[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是美国院校研究的成长与形成时期，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院校研究向专业化过渡的时期，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院校研究的范围已延伸到学习成果评估活动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院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随着研究技术和数据处理工具的革新和应用，院校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研究成果也为大学决策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实证性依据。毫无疑问，美国院校研究为美国大学的决策程序从传统的经验型模式向“循证”决策模式过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也从评估的角度为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保障。 在美国院校研究的影响之下，世界各国纷纷成立相应机构。欧洲于1979年成立了类似于美国院校研究学会的欧洲高等教育研究、政策和实践协会；澳大利亚于1988年成立澳大利亚院校研究学会；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加拿大院校研究与规划学会。中国学者对国外院校研究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根据程星和周川的研究[2]，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有了零星的院校研究介绍；9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翻译美国院校研究资料；21世纪初，开始系统研究院校研究理论，并开始院校研究的实践工作。华中科技大学于2000年3月成立了院校发展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成立的首家院校研究机构，标志着中国院校研究的正式开展；7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成立，标志着院校研究在中国正式得到高等教育领域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最近几年部分省市也陆续成立了省级院校研究学会，大力推动院校研究的发展。这些举措进一步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院校研究的需求以及高校和行政部门对院校研究的重视。另外，也可以肯定地说，许多学者通过“专题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等研究形式[3]，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制定高等教育战略性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但与美国院校研究相比，中国高校还没有形成浓厚的院校研究氛围，如大学的职能部门对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不够，社会公众对院校研究的认知程度还很低等[4]；在描述大学情况、提供决策支持、对外展示大学发展情况、通过研究提供大学决策证据以及院校智能体系管理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很弱，特别是在增强大学透明度、构建和管理大学信息系统方面尤其需要改进[5]。中国院校研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了与大学决策模式的大环境有关外，是否与院校研究人员在院校研究方面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有关，也是值得大家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但无论是何种原因，我们都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中必须加强院校研究建设，这是高校通向科学化发展道路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而院校研究知识和能力是提升院校研究绩效的基石，是院校研究职业的基本功。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能力进行研究和探索，并以实证性研究结果为依据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二、理论基础 由于院校研究兴起于美国，所以院校研究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国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之上。从院校研究的界定来说，各国的院校研究学会的界定基本上沿用了美国院校研究学会的界定，即院校研究为大学领导和决策者提供战略规划、专业设置、财务管理等所有大学职责范围内的实证性研究依据和科学决策支持；同时也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完成政府部门的统计报表，并构建与“同伴”大学相互比较的“标杆”指标体系①。当然，为了适应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决策模式、决策聚焦点、人事结构、数据资源等特征，这个概念界定在各国大学可能略有不同，但数据分析是所有院校研究的核心工作。就院校研究的功能而言，沃克维(J.Fredericks Volkwein)和塞尔邦(Andrea M.Serban)的研究发现不仅适应于美国院校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各国大学院校研究的功能[6-7]。他们将院校研究功能归纳为：利用数据向学校和社会展示大学现状；为大学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和备选方案；向社会呈现大学办学的成功案例；为学校提供办学绩效证据和具有借鉴性的建议；知识库管理，即数据系统建设、信息产出、知识创造和应用。这些功能虽然是他们在大约20年前的研究成果，但根据作者在美国院校研究领域近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美国目前院校研究的功能实际上仍然可以从这5个方面予以阐述。从院校研究的功能出发，我们不难看到院校研究的工作与大学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如人事、学生、教务、财务等)的工作相比，是一项技术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技术，院校研究人员是无法完成数据分析和信息管理工作的；如果没有大学背景方面的知识，院校研究人员是无法展示大学的成功案例的；如果没有大学政策及其实施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院校研究人员是无法为决策提出可行性实践建议的。 但如何能够在提高院校研究人员技术技能的同时，也能增长他们在政策研究、分析和咨询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是院校研究组织所遇到的挑战之一。事实上，相关研究从美国院校研究学会成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芬彻(Cameron Fincher)于1978年就指出：“院校研究是组织智能的一种形式。”[8]他同时强调，哈罗德(Wilenskey H.Harold)的组织智能理论对院校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之后的20多年里，组织智能理论虽然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拓展，但在院校研究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进一步的研究与应用。直到1999年，特伦兹尼(Patrick T.Terenzini)才在哈罗德的组织智能理论和芬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院校研究的三元组织智能理论[9]。特伦兹尼认为，院校研究组织智能包含院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由数据到信息的转化，再到对信息的诠释和结果的利用。这个解释实际上是对更加广泛的“组织智能”界定在院校研究领域的具体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