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产业间融合发展，企业在边界模糊地带的创新创业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Burgelman，1983)，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类新兴领域的企业跨界创业常常需要突破原有行业的强制度约束，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典型如互联网金融和城市交通出行。以网约车平台企业的创业为例，出租车市场长期处于高度政府管制状态，滴滴出行等正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多样化的战略行动，相继进入出租车、专车、快车和顺风车等业务，采取“烧钱大战”和成立滴滴研究院等方式积极推动行业制度变革，才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合法地位①。采取何种机制和框架解释这类企业创业背后的战略行动逻辑，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在强制度约束下的创业战略选择问题对传统分析思路提出如下挑战：①效率机制对强制度压力下企业创业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需要引入合法性机制，构建更完整的分析框架。在本文关注的创业案例中，滴滴出行的目的是利用社会闲置的私家车资源为社会提供交通服务，按照效率机制企业应直接切入市场需求更大、能够获取更大收益的专车和快车业务，但企业却选择从线下出租车业务线上化(O2O，Online to Offline)开始。背后的原因不仅是业务拓展成本考虑，更重要的是滴滴出行初创期面对强制度压力，业务选择考量的重点是能否获取合法性以使企业“生存”下去，因此与其他网约车平台一样，滴滴出行选择从出租车业务的O2O切入。②制度压力下的企业战略存在“嵌入”(Embeddedness)和“能动”(Agency)两种选择，单一的“嵌入”或“能动”都无法完全解释制度压力下创业企业的战略行为。“嵌入”强调企业为获取合法性对既有制度的“同构”(Isomorphism)(Dimaggio and Powell，2000；陈立敏等，2016)，这极大忽略了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对现有制度的突破，特别是企业能动性发挥的制度行为。网约车平台企业的创业行为表现出极强的“离经叛道”特征，在面对原有场域的制度压力下，与以往采取“同构”策略获取合法性的思路不尽相同，企业寻找突破制度的机会窗口，通过战略行动积极“开疆扩土”冲击已有制度，迫使其出现松动乃至改变。因此，需要同时考虑“嵌入”和“能动”，系统研究制度压力下的企业创业战略选择。③制度压力与企业创业战略选择表现出相悖的结论(Mixed Finding)，需要识别出影响这一关系背后的情境因素。已有研究一般认为，制度压力越强，企业越倾向于遵循合法性机制，采取嵌入而非能动战略(周雪光，2003)。据此，本文案例中，滴滴出行在专车和快车业务上面对的业务制度压力均较强，都应该基于合法性机制选择嵌入战略，但结果是专车采取了嵌入战略而快车则采取了能动战略。可见，制度压力与企业战略选择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对这一悖论的解释，需要引入情境变量(陈钰芬和陈劲，2008)，探讨在何种情境下制度压力与战略选择的关系会发生改变。实际上，滴滴出行在业务选择上面对的制度压力(企业制度压力)和业务发展上面对的制度压力(业务制度压力)存在区别，前者指在业务选择节点上企业面对的制度压力，后者指在业务发展中具体业务面对的制度压力。 基于如上理论问题和挑战，本文尝试通过典型个案开展理论建构分析。研究将聚焦于“互联网+”背景下面对制度压力的企业创业战略选择的内在机理问题，选取在传统出租车领域开展创业的“滴滴出行”这一案例对此开展分析。“滴滴出行”是中国业务最全的一站式出行平台，在后进入网约车行业的情况下，通过战略选择和实施，突破行业、政府和社会认知等多重制度压力，成功获得上海市交通委员会颁发的首张“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具有极强的案例代表性。对“滴滴出行”的案例研究，在理论层面有望打开“互联网+”背景下制度压力与企业创业战略选择的机理“黑箱”。现实层面，将为新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创业战略选择提供指导。 二、理论框架 已有研究对制度压力与企业创业战略选择逐渐形成两种观点：一是“嵌入”观，认为组织面对环境的制度压力，会采取“同构”策略以获取合法性，促进企业成长；二是“能动”观，认为组织虽然面对环境的制度压力，但仍可以发挥能动性，采取改变甚至重构制度的策略，进而实现企业成长。大量的产业实践表明，企业创业过程中对制度压力的应对战略往往是“嵌入”和“能动”的结合，企业既会部分遵从制度约束，也存在战略能动行为(Hargadon and Douglas，2001；Li and Jiang，2006)。本研究尝试在明晰“嵌入”和“能动”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源头出发，构建起制度压力与企业战略选择的完整分析框架，以明晰战略选择背后的机制以及机制作用的情境差异。 1.制度压力与企业战略选择的分化：嵌入与能动 已有研究将制度压力来源划分为规制、规范和认知三种，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压力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研究分化出“嵌入”和“能动”两种战略选择观点。①“嵌入”是指企业在制度压力作用下，会不断地进行“同构”以获取合法性，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形塑作用。这也是制度理论最初被提出和得到重视的基础问题，即Dimaggio and Powell(2000)等所关心的组织趋同现象。制度环境压力会通过强迫(Coercive)、模仿(Mimetic)、规范(Normative)三种机制，促使组织最终同形。“嵌入”聚焦于外部制度环境对组织的选择(林润辉等，2016)，其研究视角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向里看”(曾楚宏等，2008)，审视的是组织如何通过采取不改变制度环境的被动战略行为获取合法性(Suchman，1995)。“嵌入”适用于新创企业基本上不具有能力和资源去挑战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情景(Li and Jiang，2006)。②“能动”观认为，个体在应对制度压力时具有能动性，强调组织具有主动改变甚至重构制度环境的能力(赵晶等，2015)。“能动”是基于创业研究的创业机会概念，能动观认为，突破制度压力的创业机会先于创业者的意识存在于客观环境，由创业者发现或是由创业者的创造性想象及社会化技能等内在因素构建出来的(Alvarez and Barney，2007；Shane，2012；斯晓夫等，2016)。创业机会发现(Opportunity Discovered)和构建(Opportunity Constructed)都是组织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一方面，虽然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也需要创业者积极感知(Mathias et al.，2015；Jaskiewicz et al.，2015)；另一方面，创业机会来自创业者对外部环境的迭代思考和理解进行主动构建(Jennings et al.，2015；Alvarez et al.，2015)。“能动”聚焦组织对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能力，其研究视角其实是站在组织管理者的角度“向外看”(曾楚宏等，200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有研究产生了“嵌入”和“能动”的分化，但是并未阐释其发生分化背后的解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