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经济下行的压力日趋加大，融资难、成本高成为中国经济日渐突出的重要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均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是当今中国所有企业共同面临并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的货币总量大，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平，这便使得资本成本攀升带来的实体经济困境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我国各界人士高度关注的焦点。2015年以来，“降成本”已经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更是将“融资成本有效降低”作为“降成本”方案的六大目标任务之一。 近年来，学术界与企业界很难得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公司的资本成本是偏高的，甚至是极高的。然而，这方面的文献多是集中于贷款利率的研究方面。例如，张春雪等(2013)的研究表明，2010年6月之后的温州借贷危机期间，企业间的贷款利率从15%左右攀升至43%；余永定(2014)指出，2013年以来中国的利息率呈上涨趋势，2014年第二季度小微工业企业的民间借贷年利率约为25.1%；等等。文献研究表明，与小微企业融资与民间借贷相关的资本成本高企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的资本成本水平是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成本的高低不仅与投资者的报酬率水平相关，更直接决定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是否高效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从微观层面上看，资本成本是公司制定财务政策的基准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约束，过高的资本成本会严重地抑制企业的理性融资，压抑企业的有效投资，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降低企业的财务竞争力；从宏观层面上看，资本成本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以及某个国家或地区整体竞争力水平的重要参数，过高的资本成本会导致经济资源的非正常流动，阻碍资本与财富的有效配置，甚至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对宏观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还是对微观的企业经营绩效、竞争实力进行评价，抑或是出于完善内外部公司治理的需要，了解中国企业资本成本的真实情况，并对其高低水平与变动趋势进行科学的判断，都是中国公司财务甚至是宏观经济评价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中国公司资本成本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是高还是低？科学地讲，这不是一个通过简单判断就能够得出准确答案的问题。资本成本首先是投资者的理性的报酬率要求，其高低取决于投资者对于投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同时，企业的资本成本又与某一时期的利率水平、投资报酬水平甚至汇率水平等有着紧密的关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脱离宏观环境尤其是国际金融环境，脱离历史变动趋势，单纯地就资本成本的高低进行判断，往往不会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清晰而正确地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如何科学合理地估算中国公司的资本成本？(2)中国公司现实的资本成本水平到底是多少？(3)中国公司资本成本的历史波动如何？(4)与其他国家的公司相比较，中国公司的资本成本及其波动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即资本成本是高还是低？这一高低结论源于哪一类资本成本——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股权资本成本？(5)导致中国公司资本成本现实水平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均需要进行细致严密的论证。 科学地对如上问题进行回答，必须建立在能够对资本成本进行合理估算的基础之上。鉴于资本成本内涵的复杂性以及数值的不可观察性，资本成本估算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难题之一，数十年以来一直在吸引着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目光。针对现实中热议的“资本成本高企”这一背景，结合中国公司资本成本理性估计与国际比较研究相对薄弱的这一现实，本文旨在科学估算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4年的资本成本，借以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成本水平进行比较，并对比较的结果进行成因分析，为“资本成本高企”问题提供较为全面客观的证据。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学术贡献主要包括：(1)用国际企业界、学术界常用的几种估算方法对我国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股权资本成本以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估算，并对资本成本估算值的准确性与合理性进行检验，以保证资本成本估算值的科学理性。(2)探讨并形成资本成本合理界域的设定思路与估算值理性检验的科学方法，这是资本成本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资本提供者明晰资本价位，正确自我定位，而且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得理性的资本成本数值，提升财务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3)对中国公司资本成本的真实水平进行国际比较与分析评价，佐证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成本高企的事实，并从产权性质、微观与宏观的经济联动机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具体成因，进而为中国公司扭转国际竞争力的严重下滑、加大投资者利益保护、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提供了现实途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资本成本是投资者基于投资风险而要求获得的必要报酬率，是向企业投入资本的机会成本。公司的投资者一般分为股东和债权人两类，这两类投资者的保护机制是不同的。债权人受到明确的法律机制的保护，而股东权益的保护则受制于公司治理质量的高低。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差异必然导致其要求的报酬率不同。即使面对同样的企业、同样的投资项目，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也要远远地小于股东，这就决定了股权资本成本高于债务资本成本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