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最近读到诺奖得主、芝加哥产权学派的科学领袖、102岁的罗纳德·科斯(1910- )一篇有关中国的论述，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从激进的意识形态到拥抱市场经济；从贫穷落后、与世隔离的国家到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这个过程又短短地浓缩在30年的时间段内，匪夷所思。他继续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同一个执政者下所发生的。 中国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前景如何？科斯有科斯的看法，尽管有些结论听起来不大顺耳，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伤，即缺乏自由宽容的思想市场”。老人(科斯)对中国经济依然乐观，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这似乎是冲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而讲的。 1 一般认为西方的逻辑似乎不能解释中国现象，因此出现了好多悖论 1.1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悖论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剧变后，福山提出了被喻为“大思想”的“历史终结论”，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被终结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上。中国近年伟大的历史变革似乎并没有验证福山的终极论，中国仍然被西方归类为“威权国家”，市场经济也被我们自家人吴敬链先生认为是“权贵资本主义”；被张朝阳认为是“半个市场经济”，那为什么又能取得他们也认同的历史性突变？这需要中国管理学家透过中国情景，找出规律，作出解释。刚过世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算得上是本世纪的大思想，但在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真的终结了吗？1% vs.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伦敦骚乱而引发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危机，尽管算不上是西方的主流，但也不由联想到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追问。中国竞争力优势也未必如香港张五常所归结的：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既不搞福利，也不搞工会。这也在考量中国学者和管理层的智慧：什么因素促进了今天中国的变化？ 1.2 “中国模式”的纠结 “中国模式”原本是西方提出的，国内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市场导向学者们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肯定并助长了政府的干预行为，管理层也是躲躲闪闪地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现时也许可称之为“中国现象”，一个显学，这倒给学者们出了一个研究题目，中国差异化发展模式存不存在规律性的东西，哪些值得继续推进下去，哪些需要摒弃，作出调整。 1.3 克鲁克曼悖论 诺奖得主克鲁克曼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抱有偏见，他认为中国是高储蓄转化的投资以及廉价劳动力所赢得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并认为“没有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并狠狠地发了咒语：“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经济危机发生的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乌鸦嘴鲁比尼也定言：“中国经济必将硬着陆。”连我们自己也常诟病自己是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那为什么我们已经持续了30年的高速发展，尽管眼下增速放缓，但还看不出有停下来的迹象，是克鲁克曼错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掌握中国情景下的发展规律，而中国情景下的发展规律到底是什么，需要学者们，特别是中国学者们来回答。 1.4 唯技术论的悖论 诺奖得主索洛以及增长理论学家罗默认为没有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将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这也是国内唯技术论者的一种流行观点。中国的实践似乎并未呼应索洛和罗默的观点，中国技术供给大多来自引进，内在创新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内生的技术进步成果较少，是索洛和罗默认识上有偏差，偏激？还是其他？需要中国学者回答。 蛮有意思的是，管理学界的巨擘德鲁克却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经济与社会的一种变革”。吴敬链说得更直率：“制度高于技术”，“生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本身，毋宁说是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 诺奖得主、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也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济发展源于创新推动，但创新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并且取决于制度及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适配性，创新的本质实质上是个文化问题，而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深层次的信念结构，这些信念结构是左右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力量，也是国家强弱的根源，摆在中国管理学界面前的任务是挖掘并审视、甄别并重塑这些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信念结构”，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推出“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促进“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的诞生，其后才有可能产生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而成为可持续增长的创新型国家，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不能单独强调哪一方面。 其实，中国历史性的突破源于对那场10年浩劫，破坏性实验的反思所取得的全民共识，才有了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历史型伟人的适时引导及制度安排，在体制外首先取得突破，13亿人口被压抑的生产力就此得到了解放，也就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但今天中国又到了十字路口：进一步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能形成改革的全面共识吗？ 2 几个值得关注的中国管理实践研究 2.1 竞争性领域(不包括国家安全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可否拓展为全球开放创新体系的研究 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但在实施中各主体的发展诉求与国家战略诉求存在差异，态度明显分化，特别是非国家主体对自主创新态度明显弱化。因此在多年实施上成效差强人意，另外考虑到科技资源的配置已全球化，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科技资源而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很难在一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上都占据优势，逼得它只得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块，能够孤立地开发产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种常态。从内生的、封闭的自主创新到联盟式、合作式的协同创新，再到无边界、平台型的开放式创新是技术发展的规律。因此开放型的创新将是主要选择，整合者得天下，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的潮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唯有自主创新，才有国际合作的基础，有了国际合作，才能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应警惕民族主义的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