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显然，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并非独自或“彼此绝缘地”活跃于资本市场中，而是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同时也是构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这些“或亲或疏”的社会关系及其背后“隐藏”的信息流和资金流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切实而深刻的影响。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三位教授Cohen、Frazzini和Malloy的开拓性研究开启了金融学界对“资本市场中的社会关系及其影响”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近两三年陆续在国际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JPE、JF、RFS、JFE)发表，成为西方金融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①。与西方成熟市场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人脉”、“关系”、“圈子”等社会关系对社会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运作的影响更为全面和深刻。而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金融、信息和财富的核心所在，更是汇聚和牵连着大量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蔡庆丰等，2016)。因此，研究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企业家行为，如果剥离或忽视其各种社会关系，就会偏离客观与现实。“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中国步入经济新常态，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的今天，如何激励“企业家”群体再出发，激活中国经济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对于企业家群体的关注、并对其投资决策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企业家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而影响力越大，意味着企业家能够动用的资源和借助的关系越多，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业务、市场机会甚至各种政策优惠，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和扩张。巫景飞等(2008)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政治网络对于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不仅是个典型的“人情社会”，更是一个“官本位社会”——政府和各级官员以各种形式掌握和支配着大量经济资源。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影响资源配置的不仅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有政府和官员这只“有形的手”，甚至在很多地区和领域，后者会更“强壮有力”，当它伸向市场，往往会撑出一些政策套利的空间。胡旭阳和史晋川(2008)研究指出，相对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政企关系对于转轨经济中的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各级政府和官员建立“关系”往往能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便利，有利于企业盈利与发展，甚至进行政策套利。由此，除了具备常规的企业家能力之外，实际控制人的政治活动能力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这也就使得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在其所有社会关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是其在中国社会中社会影响力的最佳表征。 事实上，即便在西方成熟市场国家，“人脉”(社会关系)也是资源，关系也能转化为财富。Hwang and Kim(2009)利用美国1996-2005年市值最大的前100家上市公司的1568名董事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关系丰富的公司董事能够获得更高的薪酬。在更新的研究成果中，Liu(2010)的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即高管的社会关系数量与其薪酬正相关②。Engelberg，et al.(2012)甚至计算出公司高管每多一条人脉能够使其薪酬增长约17000美元，并且人脉层次越高，薪酬增长越多。可见，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能够“内化”为薪酬和财富，企业和市场愿意为公司高管的人脉资源支付相应的对价。而这种“内化”在于企业和市场认定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能“外化”为企业价值，比如说获得更多的私人信息、投资渠道，甚至降低资金成本。Engelberg，et al.(2012)验证了这点，他们发现公司高管与银行高管的社会关系能使公司获得更低的资金成本及更少的约束条款，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也会更为突出。此外，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也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特别是在兼并收购时。Cai and Sevilir(2012)研究发现：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董事之间的一级关系能使收购方获得的公告收益高出2.45%，而二级关系也能使收购方获得1.67%的超额收益。而且两种关系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机制不同：一级关系主要能够降低支付对价，二级关系主要是通过并购完成后的优秀业绩来创造价值③。但Ishii and Xuan(2014)却认为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董事会高管的社交关系，在并购完成后对双方的股价会有负面影响，而且在完成收购后，这种关系会提高被收购公司的高管仍然留在重组后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④。在最新的研究中，El-Khatib，et al.(2015)选取了1999-2008年S&P1500共4006位CEO的社会关系网数据，研究CEO所处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程度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人脉丰富且集中的CEO虽然能更高效地收集私人信息，但却会更热衷于公司的并购活动，但并购的结果往往导致双方的价值损失。由此可见，即便在法治更为完善的西方成熟市场国家，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也会深刻影响企业的并购战略(横向或纵向，跨行业或跨地区)、并购目标和支付对价等行为。可以合理推测，在法治尚未健全、市场尚不完善的中国，企业家基于其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影响力也成为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