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资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6万亿美元，约占同期全球总量的8％，是继美国之后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如此规模庞大的外资流入，究竟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实际上，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大部分学者研究了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陈涛涛，2003；赖明勇等，2005；王红领等，2006；许和连等，2007；蒋殿春、张宇，2008；路江涌，2008；王争等，2008；陈琳、林珏，2009；Lin et al.，2009；Xu and Sheng，2012；Du et al.，2014)，这些文献从不同层面、基于不同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基本上支持外资进入具有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外，一些学者还分别从收入分配(Hale and Long，2006；包群、邵敏，2008)、出口增长(柴敏，2006；刘修岩等，2011)、环境污染(Zeng and Eastin，2009；包群等，2010；盛斌、吕越，2012)等多个维度深入考察了外资进入①的影响效应。 毋庸置疑，上述文献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但既有研究鲜有涉及跨国公司进入如何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由于跨国公司脱胎于良好的市场体制，本身也具有相对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蒋殿春、张宇，2008)。本文旨在探讨这些潜在高效率的跨国公司进入将对中国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加成率反映了企业将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之上的能力，能否维持较高加成率是企业动态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任曙明、张静，2013)，因此，本文的研究还可以回答诸如跨国公司进入如何影响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问题，以及识别不同来源地和不同动机的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差异性影响，这些对于系统评估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中国今后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为了识别跨国公司进入影响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渠道，我们构造了跨国公司进入的3类溢出指标：行业内水平溢出、行业间前向关联和行业间后向关联②。本文研究的主要发现是，跨国公司进入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渠道降低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而通过行业间垂直溢出(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且后者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故而跨国公司进入总体上有益于提高本土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这一核心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控制其他政策变动以及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之后都较为稳健。 本文研究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从研究视角上丰富了跨国公司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如前所述，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收入分配、出口增长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与此不同的是，本文则从微观层面考察了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也即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效应。第二，区分了不同来源地以及不同动机的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来自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此外，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总体上要大于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这些发现对中国今后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三，将对外引进外资与内部制度环境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发现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作用就越大，即地区制度环境起到了强化作用，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跨国公司进入与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变动的关系。第四，本文还在行业中观层面深入考察了跨国公司进入对成本加成率分布的影响，发现跨国公司进入在总体上降低了行业成本加成率分散度，进而有益于改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外资进入与行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文献。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对跨国公司进入影响成本加成率分布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建立计量模型，并对变量与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报告基本估计结果并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基于赶超视角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对不同所有制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第六部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研究跨国公司进入与行业成本加成率分布的关系；最后是全文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第一类文献是考察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大部分学者检验了外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例如Caves(1974)对加拿大与澳大利亚、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Chuang和Lin(1999)对中国台湾地区、Keller和Yeaple(2009)对美国、王红领等(2006)以及钟昌标(2010)对中国等研究均发现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然而，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Kokko(1994)对墨西哥、Aitken和Harrison(1999)对越南、Sabirianova等(2005)对捷克与俄罗斯、蒋殿春和张宇(2008)对中国等研究却得到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的结论。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外资进入能否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Davide and Antonello，2003；赖明勇等，2005)、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Sadayuki，2005；陈涛涛，2003)、外资企业特征(G
rg and Alexander，2005；郭熙保、罗知，2009)等因素有关。实际上，外资进入不仅可以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渠道对东道国企业产生影响，而且还可能通过行业间垂直溢出(包括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渠道产生作用，而后者是近期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例如，Javorcik(2004)基于立陶宛1996～2000年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后向关联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持这一观点的文献还有Bwalya(2006)对赞比亚、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对罗马尼亚、Jordaan(2008)对墨西哥以及许和连等(2007)对中国的研究。与此不同的是，Dries和Swinnen(2004)对波兰、Lileeva(2010)对加拿大、Lin等(2009)以及Xu和Sheng(2012)对中国的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前向关联渠道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外，Jabbour和Mucchielli(2007)对罗马尼亚、钟昌标(2006)以及Du等(2012)对中国的研究还发现，外资进入可同时通过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渠道对内资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