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制度如何影响组织信任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信任对于简化社会复杂性、抵抗社会风险、维系社会稳定、增进社会成员利益以及润滑社会关系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Luhmann，1979；Barber，1983；Coleman，1988；Giddens，1991；福山，1998)，而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信任则可以有效降低组织的运行成本，提高组织运营效率，促使组织内部资源的合理运用，推进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创造畅通的人际沟通机制，润滑经济主体之间的贸易关系(Powell，1990)。而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软性力量的发展似乎与硬性力量的发展发生脱节或失衡，出现了诸如信任关系失调、信任资源缺乏、信任度下降等现实问题，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互动情境，同时制约着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效整合与提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国内相关学者已给予了充分的现实关怀与理论思考(杨中芳、彭泗清，1999；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王绍光、刘欣，2002；李伟民、梁玉成，2002；郑也夫，2001)，上述研究成果构成了研究中国本土信任问题以及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信任文化的经典文献，为本文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研究组织内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很多学者认为信任主要包括两个面向：“人际信任”(人对人的信任)与“系统信任”(人对制度或系统的信任)(Luhmann，1979；Barber，1983；Giddens，1991)。其中，“人际信任”是信任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部分，也是与人的日常生活最为贴切的信任关系形式，因其易于被测量并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而成为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等学科中热门的研究议题。“系统信任”领域则似乎较为冷门，其获得的关注比较有限，目前只是一些宏大叙事的理论探讨，毕竟“系统”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其本身的界定与测量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果将信任研究拓展到组织层面上来，那么信任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个体—个体信任”、“个体—管理者信任”、“个体—组织信任”与“组织—组织信任”。其中，前两者为“组织内人际信任”，“个体—组织信任”为“组织系统信任”，“组织—组织信任”为“组织间信任”。“组织内人际信任”在学界获得了相当多的关注，“组织—组织信任”在“社会网络学派”的相关成果中也有较深入的探讨，而“个体—组织信任”则尚未引起普遍性的关注，除了一些理论概念的探讨，实证研究微乎其微。 在信任的影响因素方面，既有“人格”、“心理”及“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起作用，也包括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制约与渗透，因为无论是何种层次的信任形式，都是在一个大的制度环境之下建立、发展并衰弱的。已有社会学研究成果也指出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与信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制度与文化情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信任文化与信任关系(Luhmann，1979；福山，1998)。不过，这些宏大的结论与论点还有待通过相对微观的实证性研究加以验证。鉴于现有研究对“个体—组织”层面的信任关注不足，本文重点讨论“组织系统信任”，简单说即行动者对所在组织的信任和认同，基于经验数据研究“制度”这一结构性变量同“组织系统信任”之间的关系。由于实证研究本身的限制，本研究只是一项定量研究，不可能像质性研究那样可以站在一个过程的视角去把握制度对组织系统信任的影响过程与内在机制。所以，本研究重点关注制度如何影响组织系统信任，即如何界定并操作化所谓的“制度”变量，如何测量个体的“组织系统信任”以及“制度”主要从哪些方面影响“组织系统信任”等问题。 二、制度与组织信任研究 (一)组织信任的研究视角 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信任研究形成了以科尔曼(James Coleman)为代表的封闭组织观、以博特(R.Burt)为代表的开放网络观以及以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为代表的关系嵌入观(沈毅，2008)。本研究主要站在“封闭组织观”的立场上，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研究制度与组织系统信任的关系，作为参照，本文也将梳理另外两种组织观。 “封闭性”的组织信任观强调组织边界的存在，认为组织团体的封闭性是产生组织信任和社会资本的根本缘由，意在实现组织内部有效的社会规范。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学派认为，一方面，信任是产生于一定封闭性组织的一种社会资本，是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组织在此扮演了一种创造信任合作环境的良好角色；另一方面，封闭性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促进了内部的社会联结，同时有助于组织内部规范的有效整合与目标达成(Coleman，1988；Ghoshal & Moran，1996；Yamagishi et al.，1998)。总而言之，封闭性的组织信任观比较强调组织环境本身的优势，其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合作环境以实现组织内部的规范运作。 “开放网络观”关注关系网络与组织团体之间联结与断裂的问题，其中以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说”与博特的“结构洞说”为主要代表。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首次提出了强弱关系的概念，区分了强关系与弱关系，划分标准主要有互动频率、情感强度、相互信任的程度及互惠交换的多少等四个要素，指出强关系基于同质性个体之间的互动发展，而弱关系则基于异质性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Granovetter，1973)。如果将外延扩展到具体的组织，那么强关系代表了内部的信任关系，而弱关系代表了组织网络间的信任关系。博特在1992年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其代表了另一种社会网络分析取向。他认为关系连带的强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网络中联结人在资源竞争与信息控制方面的天然优势(Burt，1992)。当然这一优势也体现在组织间的社会网络之中。相对于以科尔曼为代表的关注组织内部团结整合的封闭网络观，博特更关注组织团体外部的竞争行动(Adler，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