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型决策研究现状和展望

作者简介:
张静(1981-),女,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 210046;刘远(1960-),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13;陈传明(1957-),男,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外国经济与管理

内容提要:

本文在系统梳理直觉决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直觉概念的内涵特质和类型划分,从三种主要的心理学研究视角探讨了直觉的解释机理。综合直觉形成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直觉决策的形成因素大致包括环境特征、企业因素、决策任务,以及心理因素和经验,影响作用集中在企业家精神、战略决策和知识型团队决策三个方面。文章分析了提升直觉决策效用的路径。本文认为未来应从研究视角整合、研究方法扩展、丰富情境因素以及认知偏差类型划分和应对等层面深化直觉型决策的研究。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字号:

      DOI:10.16538/j.cnki.fem.2015.11.007

      现代企业环境正由原来的封闭模式向开放模式转变,环境复杂性日益增强(切萨布鲁夫,2005)。随着技术和消费者需求变化的逐渐加快,产品研发周期和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环境动态性迅速提升(Wijen和Duysters,2005)。复杂性的多元、非线性特征容易造成“因果失联”,环境动态变化降低了中长期预测的效力,这为企业环境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环境变化为决策过程和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由于直觉往往更适合应对动态、不确定环境,以及弱结构和判断式任务,直觉型决策日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直觉(intuition)研究始于心理学领域,荣格将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划分为感觉和直觉两种类型(荣格,2014)。Barnard(1938)开启了直觉在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认为决策任务的复杂性和速度要求促使管理者更多地采用直觉型决策。在神经和行为科学方面,Sperr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左右脑处理模式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起,身体标识假设(Damasio,1994和1999),x系统和c系统理论(Lieberman等,2004;Lieberman,2007)等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直觉型决策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新兴领域,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一方面,源于管理环境复杂、动态、不确定和模糊的特征持续增强,直觉研究的必要性愈发显现;另一方面,近年来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不少具有较大突破的理论,如模糊痕迹理论(fuzzy trace theory,FTT)、无意识理论(unconscious theory,UT),这为深化直觉型决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之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对现有文献、最新研究成果的系统回顾。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从直觉的心理学视角,探讨直觉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和作用机理,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核心问题,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直觉决策的内涵与类型

      (一)直觉概念和内涵

      学界对直觉的定义颇多(见表1),Dane和Pratt(2007)、Hodgkinson等(2008)、Akinci和Sadler-Smith(2012)等指出,直觉构念的内涵需要明确,与创造力、洞察力、隐性知识和内隐学习等相近构念有待区分。在一篇整合性的文章中,Dane和Pratt(2007)将直觉归纳为“带有情感的判断,来源于快速、非意识的整体联想”,核心特质是非意识、快速、整体联想和情感。

      

      Hodgkinson等(2008)强调,直觉体现了决策者在记忆和环境感知两个层面整体联想的能力。直觉过程发生时,个体感知无意识地提取长时记忆(Gobet和Chassy,2008),通过“整体联想”(holistic association)和“模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将现时环境刺激与长时记忆结合,快速产生融合情感的判断(Dane和Pratt,2007)。这一过程是否全无意识?现有研究多认为不能以“意识和无意识”两极化的方式简单区分直觉过程,如Dane和Pratt(2007)用“非意识”(nonconsciousness)作为涵盖各种“意识之外”概念的统称;Evans(2008)提出“多维性”概念,直觉系统包括不需要控制性注意而产生行动的自动化系统以及前注意系统,前注意系统为工作记忆服务,决定哪些信息进入分析过程,进而控制行为,这一系统与意识层面非常接近(Glockner和Witteman,2010)。非意识的整体联想提升了决策速度,个体以组块和模板感知环境,通过与长时记忆关联产生既定模式下的相应行动,这些行动又进一步影响决策者的信息感知,过滤掉无关信息,增强了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处理能力(Gobet和Chassy,2008);或者通过选择性编码和选择性提取形成扩容的长时工作记忆,从而摆脱短时记忆中信息处理的容量限制(Ericsson,1993和2003)。在情感方面,研究显示直觉与情感可能通过高度相近的神经通路进行传递(Dane和Pratt,2007),情感能激发直觉过程(Hodgkinson等,2008),也可能贯穿整个直觉过程,帮助决策者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快速过滤掉某些选项(Hayashi,2001)。另外,直觉过程的产物——直觉性判断常带有情感因素,“内在感觉”(gut feeling)、“骨子里的感觉”(feeling in our marrow)都体现了直觉判断中的情感成分(Dane和Pratt,2007)。

      (二)直觉类型

      张静和刘远(2013和2014)整理了按不同方式划分的直觉类型,如表2所示。几种划分方式并不对立矛盾,Glockner和Witteman(2010)指出,关联、匹配、累积和构建四种直觉类型之间是互补而非排斥,学习视角下的关联和匹配直觉为信息整合视角下的累积和构建直觉提供了信息基础,而在简单与复杂机制的分类中,简单机制可能是复杂机制的一部分,也可能提升复杂性转化为更复杂的类别。这四种类型与Miller和Ireland(2005)、Dane和Pratt(2009)划分的整体预感/自动专长直觉和问题解决式/创造性直觉也不冲突,前者着重分析学习和信息在直觉过程中的作用,后者则从直觉产生结果和思维特征进行区分,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者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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