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而成的网络社会，社会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1]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和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和有关法律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治理作用，忽视了其他资本特别是企业社会资本，导致实践中企业社会资本投资不足，[2]个体社会资本无法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治理问题。因此，需要深入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能。 目前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能的研究文献比较少见，现有文献大多将某种治理机制作为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或价值)关系的中介变量，[3-5]也有些探讨了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或价值)以及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6-8]或高层管理者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单个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9，10]这些文献既未将企业社会资本作为前因变量系统地研究其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也没有从企业角度评估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虽然有学者发现社会结构和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机制产生普遍的影响，[11]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隐形控制链在企业中会对企业控制权产生重要影响，[12-14]但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能仍是一个“黑箱”。 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治理效能产生影响的理论框架，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通过资源通道机制、自我约束机制、非合作行为的惩罚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高层决策的影响机制对公司治理的三个重要层面——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高管层治理产生影响(包括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ANP方法，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从治理收益、治理成本和治理风险三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进行了验证和比较。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社会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分享企业控制权、经营权或剩余，对提高公司治理效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第一，从企业角度重新界定社会资本，总结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动态性、累积性、主次性以及价值创造性等本质属性；第二，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及其对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高管层治理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第三，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从治理收益、治理成本和治理风险三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进行了初步的实证检验。 一、企业社会资本及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依据 社会资本是一个源自社会学的概念，后来被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由于社会资本的定义过于宽泛并存在歧义，其有效性一度遭到质疑。[15，16]不过总体而言，学术界通常认为，社会资本既是一种关系网络(自然状态)，同时也是个体、群体或组织从嵌入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回报或提高竞争优势的动态投资过程，[17，18]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9]维度不同，社会资本的分类有所不同。Paldam把社会资本分为认知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和关系社会资本。[20]Adler等则把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21]石军伟等曾经从经济学视角将社会资本分为等级制社会资本和市场社会资本。[22]这些基于不同研究视角的概念界定和分类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社会资本的研究，但由于未能考虑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23，24]及企业战略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沿用高闯等对社会资本的分类方式，[12]根据社会资本主体的不同，把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前者是由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后者是由企业整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只有当企业成员利用不同来源的关系网络(可以是个体关系网络，也可以是企业历史累积的关系网络)实现企业目标时，企业才能累积社会资本。因此，本文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义为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企业成员通过各种基于信任的关系网络，为了实现企业目标而主动采取的经济或非经济行为所创造、累积的企业资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本文的界定侧重于企业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和工具属性，将企业社会资本看成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累积、运用、再生产等实现价值创造和增值。此外，本文的界定还强调了企业社会资本产生的宏观环境、微观基础以及过程和结果。个体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社会资本更侧重于个体(以个人身份)运用关系网络实现个体目标或获取个人利益；企业社会资本更侧重于个体运用其个人关系网络或企业累积的关系网络完成企业任务或实现企业目标。当个体运用个人关系网络去完成企业任务或实现企业目标时，个体社会资本仅暂时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会随着个体的变动而变动；而当个体运用企业累积的关系网络完成企业任务或实现企业目标时，即使个体离开，企业依然拥有此类社会资本。如果企业成员利用不同来源的关系网络，以组织成员身份实现个人目标，则难以为企业累积社会资本，或者说为企业累积社会资本的可能性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