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移动通讯等信息网络技术和数字制造、云计算技术等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组织逐渐出现横向一体化的网络化趋势，网络组织成为更具环境适应力的新型组织模式[1，2]。模块化生产网络、平台型企业、战略联盟、虚拟企业、产业集群、贸易商社等新型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并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网络组织的出现使韦伯开创的经典科层组织理论受到巨大挑战，新的技术、制度环境和文化价值观推动企业向“去科层”、“互组织”和“无组织”[3]方向演化，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高度“组织化”的进程受到阻隔。与西方组织相比，中国组织远未发育到韦伯所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理想科层制的程度，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嵌入和正式制度约束的不足，中国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原本就较低，而且人格化色彩很浓。那么，中国企业弱组织化的社会架构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关系思维能否在大数据时代转化为一股“去科层化”的积极力量而走在新一轮组织变革的前列呢？ 近年来，组织与管理研究者愈来愈重视中国本土情境因素对管理理论与组织行为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关系取向的社会[4，5]，建立在血缘、地缘、学缘及个人互动经验基础之上的“关系”[6]是中国本土组织运行及其治理效果的重要约束条件和触发机制。与西方社会更多凭借“弱连带”获取信息与结构洞利益[7，8]不同，中国人更倾向于运用特殊取向的“强关系”，建立以人伦为基础、具有网络封闭性的组织结构，以此获取中介利益及封闭利益[9，10]。西方的组织分析范式受理性主义预设影响，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并以此推导组织存在和运转的逻辑，使其人际交换与组织协调具有等值倾向，这种等值效果则通过成本—效用分析的计算逻辑来实现[11]。遵从人情主义而非理性最大化逻辑是中国组织与管理的重要特色，黄光国[12]、郑伯埙[13]、罗家德和王竞[14]、Fan[15]等学者研究了人情、关系等因素对本土企业的影响，认为它们对华人组织行为产生重要作用。那么，是什么影响中国本土组织的运作逻辑？本土企业在组织定位、组织功能和组织结构等方面，与法约尔、韦伯和汤普森等西方学者开拓的经典组织理论有何不同？学者对此鲜有揭示和深入研究。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建立在家庭伦理基础之上，是家庭关系的对外延伸[16，17]。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伦常关系、价值观念、民众行为方式及组织制度设计之中。受家族主义影响的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往往将组织隐喻为家庭或家族，并以此来设计相关的经营管理制度[13]。由于对组织及其管理模式的建构深受作为基础假设与总体原则的组织范式影响，而范式的提出和发展始于作为人类表象思维集中体现的隐喻，因而对组织隐喻的考察是深化对组织范式的认识进而建构恰当的组织管理模式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以“组织隐喻”(Organization Metaphor)为突破口，检视家族主义文化情境如何界定和塑造本土组织的本质及功能，并揭示其与西方主流组织理论的差异，进而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环境特征及中国当下文化、制度情境，建构本土组织的特殊治理机制。 二、西方社会的组织隐喻及其演化规律 隐喻(Metaphor)作为传统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后现代主义哲学使隐喻从传统的文艺领域拓展到科学研究领域，组织研究领域中的隐喻是观察者用形象的语言对组织的某些本质高度提炼或对其某些现象高度概括而形成的直观感知。隐喻不可能揭示或概括组织与管理领域的所有本质与现象，只能提供某种片段性却很清晰的认识，因而是观察和思考组织及其现象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隐喻因其非精确性、模糊性及缺乏清晰的学理界定而遭到某些科学主义倾向的组织研究者抵制，但由于一切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比喻或象征性，隐喻往往在基础假设和观察取证无法得以实现的理论发展初期具有较大影响，对组织研究具有重要的暗示和预设作用。 不同时代的学者在不同价值观驱动下对不同的经验形象进行观察，对组织功能与组织生活有不同的认知，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组织隐喻。以泰罗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学者将组织隐喻为“机器”，组织中的人则被隐喻为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组织管理就是设定各种理性化、精确性的制度、规则和程序，使组织这架机器得以最大效率地运转。霍桑试验之后的组织行为理论发现并强调组织的非正式规则，将情感推衍到组织考察的核心地带，使组织被隐喻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互动的“社会网络”，组织管理就是依据不同的需求，协调网络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并尽可能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及组织士气。这两种隐喻观念分别厘清和把握住组织的效率与人性层面，对组织现象进行片面的抽象概括，有利于改善组织的管理水平，但效率与人性的对立则使组织被碎片化。巴纳德[18]尝试对组织隐喻进行整合性建构，认为古典组织理论者把组织隐喻为“骨骼”，同时又结合当时行为科学的发展，将组织的价值观和道德内涵隐喻为组织的“血肉”。巴纳德事实上把组织隐喻为一种活性生物体，兼顾了组织活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综合考察了刚性的组织结构层面与柔性的组织文化层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环境的动态变化，一些学者针对传统组织理论过于强调技术层面而淡化价值层面的弊端，开始从文化、心理及价值观考察组织现象。Morgan[19]把组织隐喻为“心理囚室”，即组织是关系约定的总和，组织中各种约定的关系制约着组织参与者如何观察、分析和行动的无意识假设，因而人们往往被自己约定的组织关系所控制并成为自我奴役的积极参与者。“心理囚室”的组织隐喻与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的“全景敞视塔”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组织隐喻都揭示了人们对各种组织制度及技术的消极适应和潜在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