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增强，我国的管理学研究也取得了历史的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仍存在一些误区。例如，研究的方向受到不正确的引导、以研究方法和工具上的规范性代替学术价值，以及管理学学科间的门户之见和一些不良研究习惯等。这些态度或行为不仅干扰了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降低了管理学研究效率，还对学科生态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乃至滋生了学术造假行为。这些误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进步的障碍。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澄清一些管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以期逐步消除这些误区。 1 从“西风东渐”到刻意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 国内早期的管理学研究缺乏科学、扎实的研究方法与规范。以企业管理领域为例，很长一段时间以强调洞察力和直觉判断的思辨研究居多[1]，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涉及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例如，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是否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是否引进西方激励制度等。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思想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学术成果，对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方法不规范，研究内容既缺乏理论意义、又缺乏现实意义的粗制滥造的假大空文章，大多为定性研究。有些“理论”研究缺乏实践基础和实证的支持，有些研究过于关注管理实践，从表象到表象，浅入浅出，缺少透彻的分析和论证。 由于缺乏扎实的方法基础，同时又急于表达某种观点，假大空类文章常常陷于顾此失彼、简单偏颇。这个时期，采用复杂严谨的计量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运用不足；一些使用实证方法的研究也常由于对有关方法掌握不够透彻而出现问题。例如，对于研究方法的披露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分析手段、研究目的以及数据之间时有不相称之处，误以为基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就是实证研究，对有效性与可靠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2]。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规范管理学研究方法，一些国内外知名华人学者开始倡导规范和严谨的西方实证研究范式，并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类型可以初步看出研究方法规范性提高带来的影响。笔者就自己所在的战略管理学科，采用许德音等[2]对论文类型的定义和分类方法①，梳理了2012年发表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以及《管理学报》上的战略管理类论文，将近10年前后的实证类论文所占比例进行了对比。其中，各期刊的非学术论文、《管理世界》中的短论与翻译文章均不计入样本；《管理学报》创刊于2004年，故在对比时采用了2004年的论文样本(见图1)。 由图1可知，《管理世界》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从2003年的26.1%上升为2012年的68.2%(22篇中占15篇)。《南开管理评论》的战略类论文中的实证型论文比例由21.1%上升至2012年的100%(16篇中占16篇)。《管理学报》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的实证型论文比例从2004年的18.2%(11篇中占2篇)上升为2012年的56.3%(32篇中占18篇)。可见在近10年前后，这3种管理学学术期刊上的战略管理类论文中的实证型比例均有大幅增长，实证型论文所占比例已呈现出压倒性优势。以《南开管理评论》的转变最为猛烈；《管理学报》的论文类型相对多元化，但其实证型论文的数量也已过半。许德音等[2]曾指出的作为高水平研究“标杆”的实证型论文比例过低的问题，到2012年似乎已不存在。 近10年，国内的管理研究者们对实证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实证方法的推广和影响却似乎超过了预期。一些管理学期刊和学者过于迷恋实证方法，出现了矫枉过正和扼杀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趋势。同时，向西方学习实证方法使我国管理学研究在选题上也受到影响，出现了以下几种不良倾向：①不加辨识地追随西方研究热点，迅速大量跟进并模仿，脱离了中国的管理现实。这样既难以产生原创性成果，又不能指导我国的管理实践。②热衷于在中国情境下利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的管理理论。③在已有模型中添加一些并不十分必要的调节或中介变量，有时甚至画蛇添足[3]。④对文献中检验结果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一些并不高明的重复验证，了无学术新意。 以上这些问题随着定量实证方法普及而大量产生，使中国管理研究在避免过去假大空问题的同时陷入了无病呻吟的误区。即花费大量笔墨，采用高深、优美的数学模型，对管理理论的某一细小分支或者方面，甚至是共识和常识的问题进行过于细化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研究主要依靠运用统计模型或严密的数学推理才能得出科学结论。这种方法论偏好下的研究对管理中复杂情境因素和内在逻辑的关注越来越缺少，有沦为一种“数学游戏”的危险[4]。这类研究过于重视实证方法而忽视了研究的内在价值，对于管理理论或实践都没有什么贡献。席酉民等[5]指出，想要揭示管理学的真理，不能完全依靠数学模型和统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