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深度情境化、客位研究与主位研究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提出的一个概念，简而言之，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1]。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基本上是在引进、消化、应用西方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徐淑英等认为[2]，大部分采用这种“舶来”方法的研究都存在“情境化不足”的问题，根据Whetten的说法[3]，“所有的组织理论均以各自方式依赖于情境”。如果研究者不考虑新的情境特点，而一味应用在其他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研究的发现就只能局限在该理论所能涉及的范围里了。那些潜在的高度相关并且十分重要的知识，就有可能不会被发现。徐淑英指出，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的文献中，很少有研究做到了“深度情境化”。 然而，徐淑英教授对深度情境化的理解仍然局限于她先前所提出的嵌入式情境研究，这种研究是利用国家或者文化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组织或个人现象的方差，深度情境化与一般的嵌入式情境化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嵌入程度”，或者说是情境调节变量的丰富程度。 毫无疑问，以上关于情境的理解是将文化想象成一种独立自足、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存在，即把它“实体化”，将文化实体化之后，研究者就可以进行一种“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但不同民族文化层面的特征很多属于一种“近经验”，格尔兹指出，“要抓住对另一个民族来说属于近经验的那些观念，并且将它们妥帖地置于理论家所提出的远经验概念的清晰联结之中，这项任务即使没有那么魔幻的话，至少也与成为另一个人一样微妙”[4]。事实上，有关“近经验”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语言人类学家Pike就提出了人类学描写的“族内人”和“外来者”的不同视角对其思维方式、描写立场和话语表达的影响[5]，从这个理论支点出发，派克从语音语言学术语“phonemic”和“phonetic”匹配insider/outsider的概念创造了“emic/etic”，即通常所说的“主位/客位”研究。自Pike提出“主位/客位”的概念之后，这一概念立即成为各学科本土理论不容回避的问题，并带来持久的学术争论。 基于Pike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概念，徐淑英教授所称的“嵌入式情境化”无论其“深浅”，都是一种客位研究。就管理学领域而言，也存在着本土管理学研究的“主位”与“客位”之争，Barney和张书军2009年所提出的所谓“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6]，只是将“主位/客位”之争换成了一种特别拗口的说法。在发展时间较长的中国本土心理学领域中，杨国枢早就提出“广义的本土心理学”和“狭义的本土心理学”概念[7]。狭义本土心理学是描述、分析和讨论特定社会、文化或部落的当地人所共同接受的有关心理的看法或说法，即狭义的本土心理学一定是一种主位研究，而广义本土心理学则包容方法的多元性，不刻意区分主位与客位。仿此定义，梁觉提出了狭义本土管理学与广义本土管理学的概念。 大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土”与“普适”之争，大都与“主位与客位”的研究范式之争密切相关。如所谓的跨文化研究，企图合并考虑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从而发展出一种普适性的研究范式，这样一种研究被称为是“衍生式客位研究”。乍看之下，这种“衍生式客位”研究取向似乎是一种公平对待各文化的方法，然而，Friedlmeier等却认为[9]，这种研究取向其实是建立在实证主义预设之上的，它假设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可以化约成一个本质上不变的文化变量。以Hofstede所作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研究为例，自1980年Hofstede的《文化后果》的研究报告出版之后，此后20年间，心理学家编制了二十几种“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Triandis曾经区分出集体主义文化的60种不同的属性[10]，换言之，所谓的集体主义社会在这最少60种的属性上会有所变异。黄光国指出，这种实证主义式的预设显然潜藏着极大的问题：集体主义文化可能包含原始的渔猎社会、“文革”时期的中国、前苏联或者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主义社会可能是集权的，也可能是民主的；集体主义式的人际联结可能充满温情，也可能令人生畏[11]。总之，基于客位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存在很大的问题。 2 管理艺术、文化与诠释 管理情境涉及管理的艺术性。例如，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门“综合艺术”[12]；戴尔也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13]，他认为，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组织者”的经验，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的才能——而这正是艺术的特质。吕力借助波兰尼所提出的“个人知识”概念考察了管理的艺术性[14]，以作为管理经常性活动之一的管理沟通为例，管理沟通显然是一门艺术，组织中的人们不可能不进行沟通，即使沉默也传达了组织的态度。管理沟通是一个包括状况、假设、意图、听众、方式、过程、产物、评价和反馈的修辞过程。信息接收者所理解的信息也许与信息传递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这取决于表达的方式，而信息的传递者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这一差别则完全依赖于信息传递者或管理者长期经验的积累。因此，管理认识的真正结果不可能是排除人的因素的客观知识，因为每一项认识行为中都包含着认识者无所不在的参与。 吕力研究认为[14]，管理艺术中包含的人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和行为具有个别性、非确定性和非量化性，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被客观地加以描述、说明，它们只能通过理解才能被合理地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