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与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巨大成就的重要表现。同时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组织能力的整体性提高，也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微观动力和基础。经典的观点认为，企业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内部能够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总和，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Chandler，1990)。正如钱德勒的估计，美国大型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崛起的根源，并非是科技革命，而是管理技术的革新而带来的组织能力提升。但是钱德勒的论断主要基于对工业化和市场化历史比较悠久的欧美国家的观察。而在处于市场化进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中，企业往往需要面对制度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在不同区域之间呈现出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多样性。根据Williamson(2000)的区分，制度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文化、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等构成了非正式的制度，而法律等正式规则组成了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环境，治理行为处于第3个层次，日常的交易行为在第4层次，其中前者往往是后者的背景和约束。根据威廉姆森的“差别匹配假设”，组织的结构和治理行为与所处制度环境匹配恰当，才能降低交易成本。青木昌彦(1990，2001)对比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科层制企业模型(H-model)和日本3种双重代理的企业模型(J-model)，认为企业的结构和形态受到许多环境变量的影响。而企业对这种环境变量的适应也是组织能力的重要来源。交易成本经济学同时认为，企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可以是对制度环境有意识的回应，但大多数时候也是对制度环境无意识的适应。并且这种适应在长时段中表现为组织能力的提升，也就是动态交易成本的下降(Langlois，1992)。我们将组织能力视角和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后，可总结为一个分析框架，见图1。这个框架也是现阶段我们分析中国民营企业治理行为、组织结构和组织能力的出发点。

      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当中，企业除了要具备运用和整合企业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能力外，还要应对不完善的制度环境。选择特定的治理模式对制度环境所缺失的功能进行合适的替代，这也是企业组织能力的重要表现。企业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约束下遇到的挑战主要有两类。一方面来自内部，例如人力资本市场不健全时，企业雇用的经理人不能胜任或者代理成本较高，或者法律监督不够有效时，对经理人的监督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来自外部，例如制度往往无法有效地裁决经济纠纷，要素市场没有效率使得企业面临着资源壁垒，甚至企业的财产权无法得到保障。而企业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家将自己的家族成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引入到企业中，即所谓的家族企业，这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并且有助于保持企业的控制权；二是企业家通过参加政治活动、获得政治身份从而建立政治联系，这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减少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受到的限制，同时可以起到保护产权的作用。本文在图1分析框架内，所要讨论是企业如何选择家族涉入、政治联系这两种治理机制来应对制度环境的不完善。

      

      本文的主要发现和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虽然传统研究认为，家族涉入的可能性与制度环境水平存在着负相关，但是由于在转型国家和新型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改善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研数据发现，处理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内生影响之后，制度环境的改善会降低家族涉入的可能性。而当经济发展水平的内生影响存在时，家族涉入的可能性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当制度环境改善时，家族涉入的可能性往往会先升高；当制度环境改善到一定水平之后，家族涉入的可能性才随之降低。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第一次在实证上发现了两者的这种倒U型关系，这丰富了关于家族企业的性质和盛行原因的研究，并且对于这一现象给出了解释。此外，本文在探讨制度环境对于替代性机制的影响时，考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这也更贴近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现实，使得我们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在更广泛的制度环境光谱中家族涉入问题的研究。最后，企业主拥有政治联系是另外一种替代性机制，我们发现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着两种替代性机制之间，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当制度环境水平较高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我们对现有文献所记录的典型性事实进行了归纳后，分析了政治联系和家族涉入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存在正相关关系的3种机制，并且利用中国民营企业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本文也为制度环境多样性对企业治理机制多样性的影响提供了佐证。

      本文其余部分做以下安排：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讨论，并提出本文的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建立模型；第四部分对计量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第五部分给出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制度环境与替代性机制

      Williamson(2000)认为制度环境对于组织的结构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制度环境包括很多方面，是包括了正式法律系统、政府、金融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等与企业运营密切相关的因素的综合。廉洁的政府、有效率的法律体系和发达的金融系统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Claessens and Laeven，2003；Beck et al.，2005)。良好的制度通过促进信息流动顺畅，降低外部性和扶持竞争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McMillan，2002)。在转型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当中，上述条件往往是缺失或者不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