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中国问题”的共识正在形成 《管理学报》创刊不久，便发起“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学术讨论[1，2]，并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和谐管理[3]”、“东方管理学[4]”和“和合管理[5]”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而自“管理学在中国”学术会议筹备、召开以来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又看到了诸如“合作管理[6]”、“秩序管理[7]”等新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应该说，在强调“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上，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而且也不乏对主流管理学研究的批评[1，2，8，9]。罗珉[9]认为：“目前在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中，正在出现一种‘西方管理学亚文化群’，在管理学学术研究体制中拥有越来越明显的权势地位”。在笔者看来，或许叫做唯一合法的学术共同体(research community)更为恰当。当然，大家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或“中国管理学派”)的看法不尽相同，韩巍[2,8]强调管理研究向社会学的转变，应该着眼于直面中国的管理现实；罗珉[9]认为“发展中国管理学应当是现实问题优先，而非学派构建优先”，同时，罗珉[9]担心“少数管理学者没有摆正文化的客观性与历史继承性的关系，这些学者所持有的态度令人担忧，他们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周建波[10]提示“中国式管理既具有科学的中性意义，又具有复杂的潜规则意义；既具有科学管理的主导文化形态，也具有管理文化的潜规则形态”。凡此种种，都不乏洞见。韩巍[8]则直接质疑了两种中国特色管理学的社会科学理论地位，并引发了争论[11]。 李垣等[12]从中国管理实践的情境出发，指出应当“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实际情况，通过整合西方管理理论来发展新的管理理论”，辨析出“在目前中国这种特殊的转型时期，可能影响理论发展的因素包括：①环境中包含的特殊因素；②与西方企业面临着相同的因素，但在中国有着不同的功能顺序和作用强度；③特殊的因素间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和方式”，有重要的指标意义。蓝海林等[13]将战略研究与(情境)嵌入性紧密结合，并提出进行相关研究的具体思路，“包括四种逻辑顺序清楚的研究视角，即情景嵌入-制度基础-共同演化-关注例外的研究视角”，应当说有很大的启发性。 然而，这一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大力支持的“学术探索”，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中国主流专家的共鸣。 2 中国式管理研究的“福音” 《管理学报》编委会，尤其是编辑部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比较包容的文章录用标准，不仅大大激活了部分非主流学者的研究志趣，而且很快就被证明是走在了中国所有管理学术杂志的前面。2009年，主要由徐淑英等所创办，且迅速赢得国际学术界认可(收录进SSCI)的《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在第5卷第1期发表了一组涉及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系指西方理论在中国进行的验证、扩展和修补)，以及中国式管理理论(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系指反映中国情境的新颖的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反思/批判性文章。9篇文章分别从西方-外部人视角(3篇)、大中华-内部人视角(3篇)、中间人(兼具中国-西方的)视角(2篇)，就2种研究取向提出了各自的分析和建议，还包括徐淑英的1篇总结①。可以说，这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管理学术界，尤其是主流研究者们一次较为郑重的“提示”。在反思中国管理学术研究存在问题的深度和力度上，这一组文章未必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但徐淑英等发出的声音，应该可以引起那些忙于接轨的研究者的关注。无论从个人观察还是经验研究，他们发现大量围绕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回避中国情境的复杂性，缺乏解释中国问题的关联性，多是在扩展、修补西方的正统理论；他们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的研究者，长于工具的学习，论文的发表，但不能深刻了解研究工具的哲学基础，对西方现有理论也倾向于生吞活剥地应用[14]；他们进一步反思不平衡的基金支持投向和失衡的大学发表制度，助长了这种旨在“生产文章”，而不是从事科学探索的风气[14]——这会令我国主流学者震惊、不屑还是恼怒呢？ TSUI[14](徐淑英)呼吁学术共同体的改变，学术制度安排的改变，以促进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研究。笔者并不寄予过大的期望，因为在当今中国管理学术界，缺乏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制衡，制度往往只怕是其制定者利益最大化的体现，缓慢的制度演化从来也不会自动确保它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有一点很重要，徐淑英等身上所展现的与机会主义者[15]截然不同的反思与批评精神，值得所有中国管理研究者学习。中国管理研究终究要回归到科学研究的本来目的：“寻找事实或揭示真相；(作为一门应用科学)还要对改善实践有所助益”[14，16]，TSUI[14]还说，一场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可能是需要的。 那么，除了对中国学术共同体研究者的批评、鞭策以外，这是否是中国式管理理论大发展的福音？是否意味着中国管理学派确立的最佳时机到来了呢？ 3 本土化管理理论建构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笔者看来，徐淑英是实证主义的管理学术大家，尽管她也非议中国研究者毫无批判地接受自然科学的范式，从而成为范式的奴隶[14]，但是，实证主义固有的认识论、方法论取向，似乎也妨碍了她对中国式管理问题的全面认识。事实上，在这一组文章的作者当中，恰恰有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TSANG[17]，他提供了不同的见解。本文无意去深入探讨TSANG所分析的不同哲学主张对情境的各种解释，以及迪昂-奎因论题对否证西方理论所带来的现实困扰，但TSANG的担心却不无道理，因为针对中国特定情境去创立理论，有可能造成大量平庸，甚至错误理论的繁殖。单就《管理学报》陆续发表的各种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已经在一个元理论(提供对于管理的基本认识、总体认识，而非具体的战略理论、组织理论、领导理论)层面呈现了中国式管理理论的丛林状态——东方管理学、和合管理、合作管理、秩序管理，以及和谐管理理论。可以设想，假如《组织管理研究》的这一组文章能够影响到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信念、基金委和大学的学术制度安排，那么，曾经并非主流的研究者是否已做好充足的科学精神、哲学主张和研究方法的准备，从而大力推动“管理学在中国”(或“中国特色管理学”或“中国管理学派”或“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进程呢？在笔者看来，以下是我们必须审慎对待的几个关键问题。 3.1 如何认识中国管理情境 对中国管理的解读，不能离开情境。JOHNS[18]曾对情境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探索，划分了情境的构成和不同面向，剖析了情境的多重作用，强调“情境对研究结论有微妙且强大的影响”；徐淑英等[15]也专门对情境化进行过讨论，梳理了国家层面的情境因素，并指出“情境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因素”。在笔者看来，虽然详细解剖中国管理情境的含义、构成及影响，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但就一般意义而言，情境就是组织实践在此时此地的约束(制约)条件，涉及文化、社会、法律、制度和习俗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考虑，恐怕只有介入情境中去，才有可能产生深刻、系统的认识，了解内在、隐藏的秩序，不然就会是瞎子摸象、走马观花，最终指鹿为马。当然，解读情境不似通过问卷收集信息，或是做一个模拟实验那么简单。研究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长的时间，去认真观察，去反复检讨，去交互验证，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研究结果。这要求学术共同体不能再恪守实证主义定量研究的唯一正统性、合法性。那些中国最优秀的管理学院(或商学院或经管学院)，尤其不能再单纯从一篇博士、硕士论文应用数学的多少来衡量学生的学术贡献；学术期刊和各种基金审批者也应该意识到，对于情境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是数学方法，而是历史分析，是定性研究中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案例研究，是对深层结构、机理的洞察、诠释和建构。如果中国的管理学术共同体不能在学术探索的哲学观上发生变化(至少是包容非实证主义的，往往也是他们不熟悉的研究范式)，很难想象有更多真正根植于中国情境的可靠研究，能皈依科学探索的基本目标。事实上，JOHNS[18]也指出缺乏情境关注(contextfree)的定量研究未必能带来可靠的研究成果。当然，方法本身并不是“研究品质”的护身符，韩巍[19]就曾指出，用偏质化方法研究中国组织文化的国际论文，照样会得出不能令人信服的结果。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应该向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学习，向多元范式的西方同行学习，应该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在介绍定性研究方法上的坚持和慷慨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