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公司政治治理是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是公司治理与企业政治行为两者的结合，主要研究在既定的企业内外部政治制度环境下，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自1932年提出以来，迄今仍是理论经济、财务金融和组织管理等领域的研究重点(Berle，Means，1932；Fan，Wei，Xu，2011；Okhmatovskiy，2010)。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政治学、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的研究侧重各异(Getz，2002；Peng，Luo，2000；Sheng，Zhou，Li，2011)。多数学者集中于个体层面的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的研究(Sheng，Zhou，Li，2011)；而另外一些学者从事公司层面的企业政治活动的研究(Lux，Crook，Woehr，2011)。公司(企业)绩效因此可划分为一般公司绩效和公司政治绩效，迄今两种绩效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司财务绩效的表现(李维安等，2010)。 事实上企业政治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制度转型国家更为盛行。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企业政治行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ux，Grook，Leap，2012；Sawant，2012)。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行为已有20多年的学术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缺乏对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①的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有权差异造成企业设立党组织实现政治治理的路径依赖：非国有企业走过了“借红帽子”、“戴红帽子”、“迎取支部”以及“升格党委”等阶段的政治治理道路，建立党组织是非国有企业形成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高红波，邱观建，2012)；而国有企业的政治治理试图从承包制、股份制到整体上市等途径上实现其政治资源优势，近年来一些中央企业积极探索“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双肩挑”的政治治理机制，但对此做法目前理论界与企业界仍存在支持和置疑的两种观点(陈世瑞，2012)。 基于中国企业政治治理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当前开展政治治理管理实践的紧迫性，本文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以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为主体的不同政治治理组合是否显著影响企业运营效率？本研究以设立党组织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资本周转效率和现金保障能力两个运营效率维度，检验上述治理组合对企业运营效率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而检验何种政治治理组合对设立党组织的企业的运营效率最为有效。 本研究突破了现有企业政治行为理论研究的二元划分，提出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现象及其政治治理组合机理。在发展经典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范畴，提出政治资源企业的嵌入政治联系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同时，对该类企业政治治理结构与企业运营效率就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给出实证检验结果。基于结果变量指标数据的非正态性，本研究采用均值中值和概率分布特征相互参照的统计量进行非参数计量检验，有效克服参数统计检验方法稳健性和有效性问题，解决了在非Gauss分布条件下传统参数统计检验的局限。 本研究发展了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政治资本理论。对其与运营效率的研究，丰富了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政治资源企业的嵌入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问题，突破和发展了经典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范畴。将政治关联和企业政治活动两方面统一于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研究之中，深化了对中国情景下的政治资源企业政治资本的理解。 本文对于解决当前中国企业公司政治治理管理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价值。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政治治理，及其在中国情景下是否发挥作用和如何在特定历史情景下发挥作用的理解，推动管理实践的中国化创新。企业运营效率分析，为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双肩挑”等棘手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证支持。并为非国有政治资源企业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提供经验依据，进而对推动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政治治理结构的合理安排。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公司政治治理理论分析 随公司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入，侧重内部关系治理的研究转向企业法律制度和国家文化等治理环境方面，其中公司政治治理的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企业个体层面，以社会资本为构架，关注新兴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管理者连带即政治连带(political ties)，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的研究空间。企业通过控股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等关系渠道与政府领导建立个人关联获取收益(如优惠融资、较低的税率和宽松的管制)。企业层面的政治行为，西方国家中主要包括游说、报告调查、合法行动、政治捐款、私人服务和选民培养等类型(Getz，1993)，而在中国，主要有直接参与、代言人、信息咨询、调动社会力量、财务刺激和制度创新等形式(田志龙，贺远琼，2003)。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我国公司政治行为目前仍处于无序、不规范和相对滞后状态(王叶敏，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