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结构追随战略”研究脉络梳理与基于知识基础论的框架重构

      一、引言

      Chandler于1962年提出的“战略决定结构，结构追随战略”的经典论断，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组织结构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于分支机构遍及全球的跨国公司来说，“结构追随战略”更是其组织设计的经典范式和组织结构变革的行为准则。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战略管理研究先后经历了多元化扩张以及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当地响应(local responsiveness)(即IR)平衡两个完整的阶段。以“结构追随战略”为引导，学者们也先后建立了多元化战略与组织结构的权变模型以及IR平衡战略与组织结构匹配的分析框架。近10年来，知识(资源)基础论视角下的跨国公司全球学习研究引人注目，这方面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跨国公司的全球知识获取战略。与此相对应，关于知识获取战略与组织结构匹配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但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知识获取战略与组织结构匹配框架。另外，这三方面的跨国公司战略及组织结构匹配研究分属于三个不同视角，不同框架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本研究拟先对跨国公司“结构追随战略”理论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然后构建知识获取战略与组织结构匹配框架，并厘清三个不同研究框架之间的联系，以供后续相关实证研究参考。

      二、跨国公司“结构追随战略”的理论研究演进

      (一)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多元化战略与组织结构匹配研究

      Chandler(1962)认为推动企业结构从U形向M形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并且提出了结构追随战略的经典命题。Stopford和Wells(1972)率先把Chandler的这一经典命题用于分析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并且提出了组织结构与多元化战略相匹配的权变模型。当时，跨国公司普遍通过推行产品多元化和地区多元化战略在全球进行扩张。由于跨国管理十分复杂，跨国公司必须为有效实施多元化战略提供组织保障，于是纷纷采取与产品多元化、地区多元化相匹配的组织结构——产品事业部和地区事业部。Davis和Lawrence(1977)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整合产品多元化和地区多元化来实施其国际扩张，于是就越来越多地采用与这种混合多元化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全球矩阵。Stopford和Wells的后期研究(1982)也聚焦于混合多元化战略与全球矩阵之间的匹配问题，从解决战略复杂性问题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匹配关系的合理性。图1列示了基于结构追随战略论的不同多元化战略与不同组织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1 多元化战略与组织结构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一经提出，就不断引来争议，主要原因在于根据这个分析框架进行的实证研究结论互相矛盾。例如，Egelhoff(1982)以及Habib和Victor(1991)等实证得出了以下结论：“产品多元化与产品事业部结构相匹配”的假设得到了实证支持，而“地区多元化与地区事业部结构相匹配”的假设则没能通过实证检验。Pitts和Daniels(1984)调查后发现，实施混合多元化扩张的跨国公司大多仍然采取地区事业部结构，而不是上述分析框架所认为的矩阵制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元化战略组织结构匹配模型逐渐淡出学者们的视野。到了本世纪初，Wolf和Egelhoff(2002)重新又对这个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那些采用产品事业部或地区事业部结构的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实施产品或地区多元化战略。根据他俩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应该是结构影响战略，而不是像原先认为的那样“战略决定结构”，这可是对多元化战略与组织结构匹配权变模型的一次重大打击。

      从资源(知识)基础论的角度看，造成“多元化组织结构”理论框架实证检验结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简化了跨国公司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因果关系，在分析过程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如跨国公司研发、广告等知识活动，这些因素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所以，从实证结果看匹配关系，这只能算是一个“对了一半”的框架。

      如果用这个“对了一半”的框架分析跨国公司战略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自然会出问题。首先，跨国公司规模不一，许多小型跨国公司的产品多元化行为并不明显，无法套用这个框架。其次，目前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学习型投资动机明显，因而以获取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战略行为也较突出，这个分析框架并没有体现这种知识获取战略。最后，虽然事业部和矩阵制是跨国公司的典型组织结构形态，但还有其他多种非典型结构形态，如附带国际部的职能结构，而该分析框架并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的非典型组织结构。因此，用多元化—组织结构权变框架无法解决当前复杂多变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设计问题。

      (二)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全球整合与当地响应平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