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三届。由于得到了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管理学部的支持，会议已逐渐成为国内管理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会议。从《管理学报》上刊登的会议情况综述和随后转发的多篇论文可以看出，面对“管理学在中国”这个硕大的命题依然存在不同的意见，各种观点的研究基础不够一致，对管理学理论构建的基础认识不同，也还存在研究不够深入等现象。 1 管理学理论的科学体系 在经典的管理学理论中，一般将企业中涉及人的工作视为管理职能，而将其他涉及物的工作看作商业、技术、财务、会计等职能[1]，在管理领域需要划出“一条比现在更清晰的界限”[2]。在国内探讨中国管理学构建问题时，可能是受国家学科设置的影响，学者们往往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范畴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视为一个学科；有的看作一个一级学科或一个专业；有的就当做一门课程。在本文，对中国管理学构建的分析主要基于涉及人的管理职能，即与各类组织管理工作相关的管理学理论。 探究或谈及中国管理学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白的是管理学理论经过数千年的积累，特别是经过100年的发展，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科学体系，是否有了围绕科学体系形成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边界，这是用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管理学界在对该问题研究过程中议论纷纷、见解不断、众说纷纭、充满歧义、难以统一的症结所在。为更好地研究上述问题，应该首先回顾已在当前得到公认的有关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取得的显著成果。 “群”是人类为了克服自身在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凶险的内外势力中个体力量的单薄，维护自我生存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而管理活动则是人类为了维护自我建立的适应“群”的各类组织稳定、持续、有效与发展的社会活动。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3]曾经有过十分精确的描述：“一般来说，人们不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共同劳动。他们集结在一起就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美国的管理学家巴纳德[4]也曾讲过：“协作存在的理由就是克服个人能力的限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时也谈到：“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这些表述应该就是对人类群聚，建立组织后，管理活动出现的必然性、特点及其作用的描述、抽象和归纳。 虽然人们十分清楚，建立有效的组织，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克服人类自我力量单薄，应对自然挑战、战胜敌人侵犯的唯一方法，人类在各类组织的管理过程中也处心积虑、绞尽脑汁、采用了多种方法维系组织的有效运转，但人类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组织的寿命却是极其有限的。无论是强大的国家，还是成功的企业，都有其寿命，且寿命之短，一般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似乎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社会现象对人类管理工作有效性的挑战。例如，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制度设计、度量衡、文字统一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秦朝，其统一中国后政权维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年，强盛的汉朝与唐朝，分别也只生存了426年和289年。作为当今社会创造、聚集财富最为巨大的企业，其寿命之短，更是令人惊讶。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达到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 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日本《日经实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5]。中国企业的寿命，不算国有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民营企业的寿命，虽估计不甚精确，但“有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5年”[6]。人类组织的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管理学理论研究者的高度注意。早在1938年，巴纳德[4]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开篇就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关注和见解：“在我们的西方文明中，只有一个正式组织——罗马天主教会——存在了很长时间。有少数大学、极少数的民族政府或正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超过了200年，有些市政当局稍微长寿一些，但其他法人组织很少有超过100年历史的。在正式组织中，或由正式组织进行的成功的协作是非正常的，而不是正常的。”“在人类的历史中，显著的事实是，协调的失败、协作的失败、组织的失败。组织的解体、崩坏和破坏。”他认为，要回答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基本假设之一是：“协作的存续取决于以下两种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过程：①同整个协作体系和环境的关系有关的过程；②同满足个人需要的成果的创造和分配有关的过程。”德鲁克[7]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显然，公司是人为建立的机构，因而它不可能长盛不衰。对一个人为建立的机构而言，即使是维持50年或一个世纪的短暂时光又谈何容易，因此，天主教意味深长地指出，它的缔造者是上帝而不是人类。”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构建管理学理论大家们的眼中，人类的大多数组织的短命、消亡、破产、毁灭完全正常，而其中的问题就是：人类“人为”建立的组织难以逃脱人自身带来的诸多问题；难以避免组织发展与环境变化的不协调；难以长期维系组织整体目标与组织成员个人目的的一致性。关于这一点，中国春秋时期的荀子在《王制篇》中讲得十分透彻：“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在这里，荀子将人群之的成功之道归结于必须的“义”与“分”，若人们建立的“群”(组织)失去了“义”与“分”，则必将因“争”、“乱”和“离”而走向衰败和灭亡。不同的解释在说明一个十分容易觉察的问题，人类所建立组织的消亡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根本的原因在于组织的构建者——人难以高瞻远瞩，有效预测未来；难以战胜自我，抵制私欲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