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并非作为外在于管理的问题凸现出来，相反，管理史上的种种挑战在本质上根源于人类的“知识问题”①。知识已被视为未来企业制胜的支配性资源，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和良性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进和引领性作用。如何成功地对待知识问题，成为困扰现代管理者和实践者的一大难题。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史上除了熟为人知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以外，如何获得一种认识论的分析框架揭示是否存在其它知识？如果存在，那么这些知识本身的价值何在？它们是否、如何与管理实践相匹配？这种认识论上的划分在管理领域有何贡献？从这些基本洞察出发，基于知识与管理的认识论视角和全新的分析，本文旨在揭示知识整体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其理论贡献。 一、基本框架：动态分析与整体性思维 知识整体理论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此前的知识流进了这个蓄水池，此后的知识还得从它那里流出来。为戳穿传统管理的束缚和对“主—客”二分认识论模式的解构，University of Idaho和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终身教授杨百寅在对Miekale Polanyi和Ikujiro Nonaka等人思想的继承和批判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认识论管理思想体系——知识整体理论。虽然时下依旧有人怀疑知识整体理论的显著地位，但与管理史上许多经典理论相比，这一新理论的提出不仅对现行知识管理的补充与拓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影响意义，而且丰富了相关管理理论与研究，并在国内外管理实践领域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和研读。 回溯管理的历史进程，在深受经济、社会、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支持和影响下，知识管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迄今为止，对知识管理研究的问题（如知识的分类等）依然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国内外现行的很多理论倾向于从感知和概念的视角来定义知识，这种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普遍忽视了以理想和价值观等为特征来表征的活性知识，几乎没有学者（包括哲学家哈贝马斯本人）系统地、深入地探究这些知识之间的张力及动态关联。杨百寅教授运用整体性思维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惯式，以一种无偏颇的方式从根本上对现有的知识管理进行重塑，在整个管理学界首次提出了知识整体理论（Ho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这种新理论把知识划分为三个迥然有别同时相互关联的方面：感性知识（perceptual knowledge）、理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和活性知识（affectual knowledge）②。杨百寅教授指出，知识是人类对从个人的熟悉度、认知的和精神的过程以及情感作用那里得来的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领会。这三种知识的对立性（即矛盾性）分别由三种不同的人类利益所驱动，每种知识拥有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具体而言，感性知识是个人通过直接参与而获得的，承载于身体之中的对某个特定情景的认识，它是一种零散的、杂多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隐含在人们身体和头脑中的感悟。究其根本，感性知识的蕴涵与西方哲学“没有经验就没有知识”是相通的；理性知识表明抽象概念及一系列相关概念，这种知识朝向理性思考，指的是人类通过跨越不同的情景将事物真实性反映在抽象概念上的编码化认识；活性知识依附于某种实体的个人情感，它是人类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对周围事物所作出的一种情感体验或期望。这类知识是以价值观、抱负及理想为基础，以情感、态度等为表现形式，以追求自由为目的，是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在管理史上杨百寅教授首次对知识进行了上述分类，其中，活性知识的出现无疑为知识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对知识进行上述三种甄别之外，知识整体理论还从辨正的、整体性思维的视角阐发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即统一性）：它们的交织不是静态的，毋宁说是在历史生成中动态运作的。理性知识建立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主—客”二分思维的基础上，它关涉理性。理性知识一旦与感性知识割裂开来，或者如果缺乏同人类精神领域的联系，它就会成为枯燥无味的数据或者无意义的抽象概念；感性知识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因而它是由参与者的互动而不断构建的同时发生的、类比的知识。倘若没有活性知识的支持，感性知识也将会成为无关紧要的实践；活性知识不仅是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互动的引导力量，而且是学习过程的开端和战略决策的起点。活性知识包括人们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它是通过价值和假设被推进的，更是一种必须的、至关重要的知识。人们并不仅仅通过思想和行动来认知，而且能够获得有关他们情绪和情感的知识。如果没有其它两个层面知识的支持，活性知识就会成为反复无常、不可理解的情绪。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活性知识通常通过伦理的责任而被评价，通过情绪的智力（或情商）被表明③。由此可见，知识整体理论渗透着系统式的思维：每个知识层面既为其他层面提供了存在的条件，也能够转换或支持其他层面。在“知识可以共享”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时，我们对上述三种知识交互存在于组织和个体之中不会感到惊讶，因为知识整体理论体现了知识管理领域的主流哲学假设：即个体和组织“知识”的形式和关系是知识管理的元问题和基础，由此产生不同知识之间的转换。也就是说，上述三种知识的交融和使用不仅仅限于个体维度，它们同样根植于社会群体和组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整体性思维早在管理史上有所凸显（例如Chester I.Barnard的组织理论），但杨百寅教授是把这种思维纳入知识管理领域的第一人。当然，现代管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思维的彰显和成熟，并不意味着它囊括了人类整体思维方式的所有形态。我们认为，这种整体思维的产生，既是现代管理理论自身发展的产物，也是知识发展的结果。 有鉴于此，知识整体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从20世纪后期的知识管理开始，西方管理思想的革命已经发轫，只是当时西方社会还没有多少人像哲学家Miekale Polanyi那样对后现代社会中西方管理的重要问题有所洞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发人深省的方式将很多问题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思想与管理的精英，开始对后结构多元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刻剖析。此后，西方出版了多部内容、风格迥异，但却共同反映了一个时代和人心的书。从《有效的管理者》、《第五项修炼》、《运营知识》到知识创造模型、知识循环模型、信息空间模型和4I结构模型④，这些著作和知识管理模型说明人们试图对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总体的描述和解答。它们都是对诸多曲折、失落的管理的概括、回顾和展望，这些思想并没有因其形式和内容的演进而受到曲解，相反，给那个时代的管理者和实践者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