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中国政府推广“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积极地发起海外并购进行国际化的扩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加活跃。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因此，有关海外并购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要(郭妍，2010；毛新述、余德慧，2013；林季红、张璐，2013)。然而，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商务部研究院以及国资委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指出，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只有13％处于盈利可观状态，48％处于非营利或亏损状态。虽然中国的海外并购规模在增加，但是质量和效益却受到了很大质疑。2018年1月印发的《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也指出，商务部、央行、国资委等部门将重点督查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活跃的背景下，对海外并购后的价值创造这一问题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距离作为非正式制度，被称为并购活动中的“软指标”，在影响海外并购的各种因素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财务、技术、市场等正式制度(陈菲琼，2013)。海外并购双方存在的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文化摩擦和政治斗争，阻碍了并购双方之间信任的建立，具体表现为并购企业不能够成功整合双方文化，形成企业共同的价值观，目标企业员工就很难产生身份的认同感，而导致员工内部对于双方的划分和对立，形成潜在的冲突，增加并购整合的难度。这一挑战带来的整合困难可能会导致企业业绩下滑、部分企业甚至出现破产危机。2010年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整合的失败案例中，53％是由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因此，研究文化距离是否会影响海外并购的价值创造及其影响路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现状。特别是，如果文化距离会影响海外并购价值创造，那么考察哪些因素能够缓解这一负面影响，更具现实的政策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文借鉴Hofstede文化维度的理论，将文化距离量化为两国或地区之间可以衡量的文化距离指标，选取1995-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进行的221起海外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文化距离对海外并购的价值创造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文化距离影响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并购目标所在国或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并购为中国上市公司所创造的价值就越低；其次，传导路径检验发现，文化距离影响价值创造存在完全的生产效率路径，部分的研发产出路径和部分的税收路径；最后，交互作用检验发现，如果上市公司聘请了海外背景高管、有成功进行海外并购的经验以及同行业并购，那么文化距离对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负面影响就更小。 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其一，本文拓展了对海外并购后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考察了影响海外并购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国家层面的制度差异(刘兴亚等，2009；林季红、张璐，2013；李诗、吴超鹏，2016)。已有研究通常将文化距离会影响海外并购作为“常识性”的理论基础，从实证上给出这一影响的深层次原因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的中国为研究背景，对其海外并购事件进行了研究，证实了文化距离对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本文从实证上区分和检验了文化距离影响价值创造的几个可能途径，是对海外并购领域文献的有益补充。其二，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和实践价值。自2012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量大幅增加。在中国日益增加的海外并购趋势下，并购的质量和效益却受到了质疑。因此，作为目前最大的海外并购国家之一，我们不仅要明确海外并购是否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还要明确如何应对文化距离的影响。本文从实证上给出了能够缓解文化距离对价值创造负面影响的因素，对监管机构和企业而言，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与评论 文化很难定义，也很难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往往在多个方面存在不同，例如，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些维度很容易被观察和定义，但是文化所指的内涵往往超越了这些。实证研究上，量化和衡量文化成为一个相当大的挑战。然而，民族或国家间的文化距离是国际贸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些差异几乎影响到国际业务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战略和组织方面。因此，确定和统一衡量文化的标准对学者和实务界人士都很重要。 在以往的研究中，语言和宗教常被用作文化的代表，不同的国家或社会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语言，语言和文化是内在联系的(Stulz和Williamson，2003)。宗教规范和信仰会对生活方式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宗教信仰也被作为不同国家间的文化来衡量。然而，近年来，更直接的文化指标在国际商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一指标是由Hofstede(1980)根据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不同国家的员工的文化价值观进行调查的。在Hofstede最初的研究中，他将员工之间的价值观从四个维度进行量化，并把不同员工的价值观差异归因为他们所在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后来根据其他学者对其理论的补充，Hofstede逐渐将文化维度扩展为六个方面。但是也有研究对该指标提出了批判，例如，Shenkar和Luo(2003)指出Hofstede的调查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对文化的研究采用的是静态的方法。而且，文化与国家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一个国家内部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文化也存在差异。虽然如此，现有学者仍然认为Hofstede的文化维度是目前衡量文化的众多指标中最为标准的研究工具(Kirkman等，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