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科研成果的洞察力和影响力，长期以来一直是管理领域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Baldridge et al.，2004；Davis，1971；Dess and Markóczy，2008；Hoskisson et al.，1999；McMullen and Shepherd，2006；Priem and Rosenstein，2000；Staw，1995)。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可一直追溯到Robert Merton，他认为理论研究人员应探讨那些既能促进理论发展又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Merton，1949)。我们学科对这一问题最终给出的答案，对于管理学整体研究的未来发展而言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Zahra和Newey(2009)在其文章中并未明确表明要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他们的文章仍然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他们暗示：提升科研成果洞察力和影响力的途径是从事跨领域/跨学科研究，他们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将会产生于那些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的理论交叉点上创建新理论的研究工作中。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也采用Zahra和Newey对领域、姐妹学科和学科的定义。根据他们的定义，管理学科由美国管理学会(AOM)下设的各个专业领域(如战略、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创业等)组成。管理学科的姐妹学科指的是那些组织研究所涵盖的领域(如营销、财政、会计等)；管理学的基础学科或母学科指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对于跨领域(在AOM下设各领域的理论交叉处所进行的)研究的必要性(desirablity)我们没有多少异议，因此，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仅就这一问题做简要探讨。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两个与Zahra和Newey观点相悖的问题。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跨学科(在姐妹学科和基础学科的理论交叉处所开展的)研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角色和必要性。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提出：倡导在管理研究中采用跨学科的方式并不是新观点，我们同意对于某类问题而言，这种方法可能的确是合适的。但是，我们认为，越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就越可能损害另外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也就是把管理学科建设成为一个在研究主题及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合法学科领域。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则对“管理学科应将重点放在发展新理论上”这一隐含假设提出了不同观点。 进行范式构建还是进行跨学科研究？ 在管理研究中，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例如，Knights和Willmott就曾于1997年写到： “管理领域中围绕跨学科研究的天花乱坠的宣传在过去十年间呈现显著增长之势。几乎没有哪个研究方案、征稿启示、管理学教材或部门简介中不或多或少宣称其支持或采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Knights and Willmott，1997，第9页)。 因此，似乎呼吁跨学科研究在我们的学科中并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尽管，相对于Knights和Willmott(1997)的观点而言，Zahra和Newey(2009)对跨学科研究采用了更加宽泛的定义方式，也就是不仅将基础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包括进来，同时也将姐妹学科(如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市场营销学)涵盖其中①，但是，由于姐妹学科本身的一些理论常常来自于基础学科(如财务管理中的选择理论就起源于经济学，战略理论中的认知研究起源于认知心理学)，因此，就本质而言，Zahra和Newey对跨学科研究的呼吁与其他有关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并无多大差异。可以说，对于在管理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大家不仅没有多少争议，反而都或多或少地认同跨学科研究是个好主意。很少有管理学者会反对Zahra和Newey(2009)所提出的：跨学科研究可以为管理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理论思考，或跨学科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例如，Mahoney和McGahan(2007)就曾传递出类似的信息，他们认为：将来自于AOM各领域和基础学科的各种理论(例如，来自组织理论的企业行为理论，来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自法学的产权理论，来自经济学的代理理论，来自战略管理学的动态资源基础论)融合成一体，是产生一系列新思想的必要条件。类似的，Knights和Willmott(1997)也曾提出：由于各种功能型学科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需要，来自实践领域的力量也推动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第9页)。Brouthers等人(2008)认为：通过将来自不同学科的多种理论(如来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与来自财务管理的实物期权理论)整合到企业的国际战略决策模型中，管理者可以提高他们的决策效果。 所以说，对于在管理学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或者为什么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新见解或争议。因此，我们提出“促进跨学科研究会损害另外一个有价值目标”，可能会引发某些强烈反应，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目标指的是：像Pfeffer(1993)所建议的那样，致力于在管理学科内进行更缜密的范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