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百年发展回顾与未来研究展望

——暨纪念泰罗制诞生100周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晋(1983-),男,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刘洪(1962-),男,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外国经济与管理

内容提要:

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标志着管理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管理学发展至今恰满100周年,我们应约撰写这篇文章,权作对泰罗制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本文首先论述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对于管理学发展的奠基性作用,然后阐述了管理学发展所经历的工厂管理、组织管理和组织间管理阶段,接着从管理理论发展的角度总结了管理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最后对未来的管理学研究进行了简要展望。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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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的1911年,泰罗(Taylor)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管理原理》;100年后的今天,他赢得了“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名。泰罗的科学管理应时代的呼唤横空出世,在社会需要与学科发展的交汇处应运而生。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标志着一个与斯密的经济活动研究范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的“管理活动研究范式”的诞生。我们可以这么说,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以科学管理理论的问世为起点发展起来的。

      站在管理学发展的世纪之交,我们不禁要问管理学的发展该向何处去。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管理学从何而来。

      一、管理学的奠基——科学管理的形成与发展

      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作坊生产,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工厂——得以问世。随着生产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的日益复杂,那种建立在个人直觉观察与主观判断基础上的传统经验管理方法遇到了挑战。管理成本空前增加,导致管理问题成为工业革命时期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为突破这一瓶颈,管理研究从片面的经验研究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斯图亚特(Stuart)、斯密(Smith)和李嘉图(Ricardo)关于劳动分工和人性解释的阐述,为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阿克赖特(Arkwright)、小瓦特(Watt)和欧文(Owen)对各种管理方式的实践,为管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来源。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管理思想的发展开始紧密地联系企业的管理实践,尤其是巴比奇(Babbage)的研究,与科学管理有着极其相似的思想(Urwick,1956)。杰文斯(Jevons,1871)也提出了应该向管理要效益、效率、利润的思想,要把管理发展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四要素。这说明当时学者们已经开始重视管理学科的独立发展,但研究重点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由于缺少变革与创新的条件,管理学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学科。美国铁路公司作为当时的第一个大型企业(Chandler,1987),成了美国“管理运动”的开路先锋,为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尤其是麦卡勒姆(Mccallum)与普尔(Poor)等人系统论述了关于铁路企业管理的观点,为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更广泛的思想基础。1886年,新成立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召开了以改进管理为主题的年会,这标志着管理活动向日趋成熟的理论化方向发展,而管理问题成为一种独立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同年,泰罗加入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并于1895年在协会大会上宣读了《差别计件工资制》。

      说起科学管理,我们自然会想到泰罗分别在1903年和1911年发表的《车间管理》和《科学管理原理》两部著作。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在必然性中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由车间管理转变为科学管理的过程本身就孕育着科学管理所蕴含的寓意。1910年,美国东部铁路公司要求提高运费,托运商提起诉讼。泰罗的追随者,也是当时有“人民律师”之称的布兰代斯(Brandeis)接受了托运商的委托,并与甘特(Gantt)、吉尔布雷斯(Gilbreth)等人商议决定把泰罗所倡导的管理方式命名为科学管理。布兰代斯以铁路公司效率不高为由,主张铁路公司应该采用科学管理来降低运费,从而赢得了诉讼。从此,科学管理就与提高效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科学管理不止是一种关注效率的技术管理方式,其真正意义体现在它是一种转变人性的管理,把传统的小农意识转变为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思想意识(郭咸纲,2002)。科学管理是一种关于工人和工作系统的哲学,是美国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特殊的贡献。[1]其实,泰罗还想通过科学管理来倡导心理革命,有关心理革命的主张体现了泰罗关于人性的思考。泰罗试图采用强制性合作和标准化方法让工人通过工作来获得报酬,从而使劳资双方把注意力从分配剩余转移到增加剩余上来(Taylor,1911)。但是,在这一强制过程中,泰罗把工人看成了经济人,同时把管理者看作是一些充满热情、乐于合作的人。正是由于泰罗对人性的矛盾认识,引发了1912年的国会调查,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管理的误解(Wagner-Tsukamoto,2007)。泰罗的科学管理主张对工人进行标准化控制,但却把对管理者的监控排除在科学管理范畴之外[2],这又增强了管理者利用科学管理来追求效率的欲望。

      不过,科学管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并为日后管理学的发展铺就了康庄大道。[3]虽然泰罗一直是人本主义者们批判的对象,但毕竟是泰罗把人性研究引入了管理研究;也正是从科学管理开始,管理学沿着效率和人性两个方向不断发展。效率问题是任何时代的管理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低效率没有任何藏身之处[4],科学管理为提高效率所做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无法比拟的。不仅美、英等西方国家得益于科学管理的效率原则,就连战后的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把它们的经济腾飞归功于科学管理(Sheldarke,1996)。在人性方面,科学管理所强调的政策力图教育和引导工人(Gantt,1916),以使每个工人成为快乐的劳动者。只是对科学管理的片面理解把工人当作了经济人,并把控制工人看成了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误解,并不是科学管理的本意。在科学管理研究中,对人性的理解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新泰罗主义思想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得到了融合(Bartlett和Ghoshal,1997):除了要更加科学化以外,管理还必须更加人性化[4],并且把科学管理中引导工人而不是控制工人的思想真正落到实处[5]。可见,从科学管理诞生伊始,管理学就沿着效率和人性两个方向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管理学发展的两个不同范式,即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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