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逐年增长，在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比例基本呈递增趋势。到2008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资本输出在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比例已增至19％，其中发展中国家占13％，转型经济体占3％，均比2007年有所增加(UNCTAD，2009)。随着OFDI活动日益活跃，这两类经济体的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下文简称MNEs)需要考虑在以国际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别国市场时，如何针对自身的竞争优势动态选择最优模式，以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最优边界，并长期保持国际核心竞争力(阎大颖，2008)。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跨国企业的OFDI模式？各OFDI模式在哪种情况下更便于投资者获取资源？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在选择最优的OFDI模式时是否会受到一些特有因素的影响？ OFDI模式的选择一直是国际商务(International Business，下文简称IB)和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命题。根据既有研究，从投资分支控制程度来考虑，跨国企业可以选取合资或者独资模式(Pan和Tse，2000)。从投资标的来考虑，跨国企业则面临新建或者并购模式的选择(Brouthers和Brouthers，2000)。根据交易费用(Buckley和Casson，1976)、组织能力(Anand和Delios，2002)、资源特征(Barney，1991)、竞争战略(Harrigan，1988)等方面的差异，跨国企业会从不同角度选择具体的OFDI模式。上述研究主要从企业特性和母国特征来对OFDI模式的选择进行讨论，由于它们通常假定跨国企业是在稳定相似的市场经济范围内进行国际化经营，即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被视为外生常量而未予考虑，因而无法解释同类跨国公司为何在不同地区会选择不同的OFDI模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逐步渗透到制度环境复杂多样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应地，有关新兴经济体范围内OFDI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起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与跨国投资战略、绩效的内生联系(London和Hart，2004；Meyer，2004；Ricart等，2004)。Meyer等(2009)专门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如何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投资于新兴市场时的模式选择。这类文献丰富了跨国企业市场进入战略方面的研究，也启发了我们从制度视角来思考OFDI模式的选择。但是，Meyer等(2009)的研究是以美欧发达国家为母国开展的，其无法解释以新兴经济体为母国的OFDI模式选择。鉴于此，本文以制度因素为切入点，转而考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其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 本文的研究重点和预期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拓性地将合资新建与跨国并购进行对比考察。上述关于OFDI模式的两种分类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定，即投资者将海外分支的设立方式和所有权结构作为相互独立的决策。从理论上讲，并购与合资都是获得其他组织资源的一种途径(Meyer等，2009)，而且在现实中也没有证据显示，企业管理者在境外对投资对象和控制程度的决策上有既定的先后顺序。因此，对于合资和并购两种OFDI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行的，也是值得的。 第二，率先以中国海外投资的微观案例为样本，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OFDI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化，区域也在不断拓展，企业选择OFDI模式的影响因素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更多关注。但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长辉等(2007)就融合资源、能力和制度文化等因素建立了一个OFDI模式整合性框架，填补了相关理论研究的空白，但尚未进行实证检验。Cui和Jiang(2009)就合资与新建两种OFDI模式的决策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在选择OFDI模式时受一些独特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助于丰富国内外对中国企业所进行的战略分析。 第三，本文考察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其模式的影响机制。不仅丰富了国际商务领域基于制度视角的OFDI战略研究，而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转型国家的企业国际化问题也有针对性的学术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理论和假设 对于OFDI模式的选择问题，大多数研究认为，其目的是为了降低获取目标资源的交易成本(Anderson和Gatignon，1986；Hill等1990)，因此都把企业层面资源和能力的微观特征作为主要的因变量来分析(Barney，1991；Anand和Delios，2002)。诚然，这些因素对企业战略决策至关重要(Peng，2001)，但是，当企业进入制度环境各异的国际市场时，不同的OFDI模式所实现的收益也会有差异。这意味着，同样特征的企业由于投资环境不同，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模式，而资源和能力对投资模式的影响程度也会因投资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化。由此，有关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把制度环境作为OFDI模式选择的主要因变量或调节变量进行分析(Hoskisson等，2000；Tsui，2004；Meyer，2007)。接下来，我们首先界定本文中制度因素的内涵，然后阐述其与市场交易成本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选择两种OFDI模式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一系列基础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