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和多元化进程的深入，影响企业运作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将不再是政府独享的权力，企业不会被动等待法规政策的出台并接受其约束，而是会通过各种手段在政策与法规形成的过程中施加影响(张维迎，2001)。企业为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法规制定过程的策略被称为企业政治策略(Hillman，1995)。在很多产业，政治上的成功与市场上的成功同等重要，正如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制定竞争战略一样，企业的政治策略已成为企业成功的基础(Baron，1995)。因此，很多学者开始涉及战略管理理论所关心的研究问题——企业政治战略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然而，大部分学者在考察组织绩效时，通常用财务指标进行衡量(Tangen et al.，2004)，而忽视了组织绩效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合法性(Legitimacy)(Scott，2001)。制度理论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参照现行的社会构架系统所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促使企业遵守社会公众一致认同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Suchman，1995)。Dacin，Oliver and Roy(2007)指出，合法性具有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与竞争利益的潜在性，并有利于企业获取关键性资源，比如技术、社会资本等。因此，企业合法性越来越成为利益相关者评价企业的另一个维度(Thomas & Simerly，1995)。企业仅仅有效率和绩效是不够的，其实现绩效的手段和方法还必须和社会习俗、价值观以及期望保持一致(Wood，1991)。那么，企业通过政治战略，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绩效？这种绩效的实现是否牺牲了组织的合法性？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假设 1.企业政治战略与经济绩效 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企业制定与实施政治战略是获取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并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比如，Hillman、Zardhooki and Bierman(1999)研究表明，企业积极维持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企业价值水平，并且特殊政治利益可能是由于企业政治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而引致的。Shaffer(199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治活动对于企业绩效的重要性。他们研究了航空企业的市场行为与非市场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市场行为与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是，无论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绩效，企业政治行为与绩效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然而，我国企业政治战略与行为在理论上受到否定，因为有些学者认为企业的政治战略与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行为，企业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政治领域，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张维迎，2001)。但总体而言，积极实施政治战略的企业和企业家往往能够得到政府较好的支持和有效的保护，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张建君等，2005；田志龙，邓新明，2007)。比如，Luo(2001)的研究表明，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与企业销售增长和利润增长显著相关。和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横向关系)相比，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纵向关系)与企业的表现有更强的关联。也就是说，企业能够从发展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边燕杰(2004)对广州的188家公司的研究也发现，CEO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其中企业与政府间的垂直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能够提高生产能力与经营业绩。 假设1：企业政治战略与经济绩效成正相关关系(H1)。 2.企业政治战略与合法性 Mitchell et al.(1997)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属性之一是其合法性，合法性通常与权力相关联，一般而言，有合法性的利益相关者一定有权力。实质上，在中国的转型环境中，政府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这种转型经济环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①政府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性强，行政审批多，对企业规制的范围广泛；②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呈现模糊而又粗放的特征；③我国政府行为尚不规范，行为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张建君等，2005)。这样的环境表明，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是获取合法性的主要途径，因此，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妥善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形成一定的政治战略，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Peng and Heath(1996)认为，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会限制企业内在增长与并购增长战略的使用，从而使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增长战略更为可行。进一步，Lee and Kim(1999)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价格体系和法律系统，从定价和法律执行的角度出发，交易成本将十分昂贵。这就意味着，经济转型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自身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仅通过市场去获取资源或开展战略联盟。 假设2：企业政治战略与合法性成正相关关系(H2)。 3.合法性与经济绩效 Dacin et al.(2007)在考察战略联盟的合法性时，认为合法性有助于企业获取一些关键战略性资源(例如，人力资本、技术等)，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这一理论推断并没有通过实证检验。Meznar and Nigh(1995)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显性和隐性合约，显性合约从法律上定义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隐性合约是一种自我执行的关系合约，没有其他法律的要求。Ruf et al.(2001)认为企业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约关系是理解企业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企业遵守这些合约的潜在收益是建立一种有助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交易的声誉，比如提高生产率、获得政府支持、提高员工忠诚度、维系顾客以及吸引投资者等。 Tornikoski and Newbert(2007)甚至认为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行为，也可以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并得到社会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技术效率。比如，组织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在公众中树立起负责任的良好组织形象，从而吸引潜在客户的注意。根据企业公民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Cone，2002)，与那些没有关注过公益、环保等事项的公司相比，那些频频涉足公益事项公司的员工忠诚度大约高出25％。而超过75％的员工之所以选择为目前的公司工作，部分原因在于看重该公司对各种公益事项的承诺，而且80％的美国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关注过公益事项企业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