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承认中国需要自己的管理研究来解决中国管理问题，并提供实践发展的指导和前瞻性的引领，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基础，中国企业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无法真正腾飞起来。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5月30日发布全球500强企业排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然而中国民众并没有因此而欢呼，因为“中石油”是国家给予独特的资源才获取竞争地位的。中国企业的发展是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如果对于这个现象仅仅从直觉的判断出发，认为垄断所带来的优势不能够称之为优势，而不究其成功的真正原因，也许连这样的优势也不复存在。形成绝对的竞争优势并占有独特的资源，也许是中国企业可以快速进入全球市场的一条可行之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规律，并让企业可以结合政府的资源以获得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不能简单地用美国的价值判断来看中国的经济以及企业的发展，而应该找到最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道路。 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我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管理问题应该有中国的解决之道，但是另一方面又以美国的价值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管理问题：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所有研究都以是否在国际一流的期刊发表为评价标志，鲜有用中国管理实践来评价的标准，管理学者都以用英文在国际一流管理期刊发表过论文而骄傲，但少有以解决了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为荣的，更有甚者，几乎所有被称之为重要的管理期刊没有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去看，因为他们觉得无法看得懂，而几乎所有被经理人和企业家反复阅读的期刊，在管理研究者看来是根本不上档次的。 鉴于此，最需要我们反思的是：管理研究到底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中国的企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现实需要我们回答：我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在我看来需要成达以下4个方面的共识，才会取得中国管理实践需要的研究成果。 1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而非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30年的中国管理实践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上看到其特别之处。中国30年来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力在于以下5点：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②第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③市场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下的企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型中；④政策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⑤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1]。由此可见，在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中，政策和资源占据了根本性的地位。再看看美国依靠什么获得持续增长？在分析美国为什么持续增长的原因时，德鲁克[2]1写了这样一段话：“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杰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正发生在美国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德鲁克更明确地认为，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意思是“敢于承担一切奉献和责任而开创并领导一项事业的人。”在1800年前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将“企业家”一词广泛推广，他曾经这样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2]18～26当我们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的时候，也就了解到德鲁克所认为的美国持续增长的缘由是“创新”与“效率”，这和我们驱动增长的动因完全不同，虽然今天的美国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但是对于创新和效率的追求会让美国摆脱危机的效果也许完全不同于我们，而这正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中国管理现实。换言之，中国管理在30年中并没有像中国经济那样具有高速的发展，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做出相应的贡献，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如果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做出努力，也正是因为站在这样的角度，可以很清晰地知道：中国企业管理中的生产效率、生产运作管理、组织管理与组织效率、成本管理与财务贡献、个人与组织等这些在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甚至20～30年代的实践问题，恰恰是今天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很少去研究这些话题，反而跟随国际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研究，深入到极其细分的领域。我很同意中山大学吴能全教授的观点：西方早已完成了那些类似于管理大树树干的研究，现在开始研究树枝和树叶，而中国的管理还没有把树干研究透，不应该去学人家研究树叶和树枝，而忽略了树干。 徐淑英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因缺乏在高度变动的环境中如何管理的系统性知识，中国的高速发展正遭受阻碍。”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积累管理知识，以帮助各类公司在这个动态多变的环境中运营，我们需要根植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过程中，与企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互动并贡献研究的价值，这才是我们首要的责任，而不是在国际一流管理期刊发表论文。 2 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 受制于大学的评价标准和晋升要求，绝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者都以西方的研究方法作为标志性的学术标准。我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同样认同西方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规范的研究更有助于寻找现象背后的机理，但是在这20多年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极端到了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即便是在今天被学术界公认的能够在世界一流管理期刊发表的论文，对于中国管理的实践有多少价值，没有人可以很明确地回答，甚至很多博士、硕士的研究论文是不需要证明的结论，这样的现象所带来的令人可怕的结果是：专业学生所受到的训练是做不证自明的研究，方法规范、正确但是问题空虚；学术界满足于在规范性上做出极大的努力，获得国际认可，而并不关心中国企业的实践所面对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