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竞争的全球化、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技术变革速率的加快等趋势都使得当今的企业面临着更为动荡的环境，因此企业迫切需要重构适合动态变化市场的能力体系即动态能力，以便不断维持、提升和创造动态竞争优势(Teece，2007)。然而，当前有关动态能力问题的讨论仍然不够清晰，其经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Newbert，2007)，尤其缺乏有关动态能力形成及影响因素的讨论。 尽管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一种微观建构，但其却能够对宏观层面上的组织竞争优势和组织绩效产生影响(Peng & Luo；2000；Collins & Clark，2003)，以往这种“微观—宏观联系”①的探讨大都局限于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直接影响。Blyler和Coff(2003)认为，社会资本是动态能力的核心；Adner和Helfat(2003)指出，动态能力会受到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和管理层3个潜在因素的影响；杨鹏鹏和袁治平(2008)则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机理。然而企业家社会资本究竟如何影响到组织动态能力，当前国内外文献均未给出实证性的研究结果，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已经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组织的效用价值需要关注其他组织行为因素的权变影响(Acquaah，2007)。考虑到组织宽裕(organizational slack)对组织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Cyert & March，1963)，尤其考虑到组织宽裕在动态能力构建过程中的“先行(antecedent)”影响(Danneels，2008)，引入该变量作为干扰因素，将加深我们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间关系的理解。当市场进入的时机是决定性的、技术变动非常快速且未来竞争和市场难以预测时，“动态能力”所强调的“动态”性要求组织具有特定的创新反应，以更新能力与环境的变化保持一致(Teece et al.，1997)，而影响组织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组织的资源宽裕程度(Cyert & March，1963；Nelson & Winter，1982)；另一方面，当企业家通过其社会资本获取到新的市场信息、知识、技术或机会，并将其内化整合为企业动态能力时，事实上也需要一些宽裕资源自由运用，以便对研发和商业化行为进行投资，并通过新产品、新过程或新服务把握机会，发展其动态能力(Teece，2007；Danneels，2008)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引入组织宽裕变量考察其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优势之间关系的影响，以期能够更好地回答企业家社会资本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程度、什么方式对组织经营发挥作用(Witt，2004)。 基于以上，本文提出并探讨的问题是：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否会影响到组织动态能力？不同资源丰裕情境下这种影响的大小如何？具体而言，本文利用对151家小型民营科技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就企业家社会资本、组织宽裕以及组织动态能力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了探索与检验。文章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则基于前人研究和逻辑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讨论；文章的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企业家社会资本 企业家总是嵌入在当时当地社会情境中的(Jack & Anderson，2002)，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嵌入性，构成了其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动员社会资本、涉取互补性稀缺资源的前提，并由此激发了学者们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效用的研究热情。然而由于研究传统及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文献中对企业家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大体可分为“利益相关者”取向(李路路，1997；边燕杰、丘海雄，2000)和“网络结构”取向两类(Brüderl & Preisendorfer，1998；巫景飞等，2008)。前者承袭了Coleman(1988)的“功能主义”社会资本界定③，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直接指向了其社会交往对象背后的资源，通过对企业家与社会网络成员对偶关系中信任、规范、期望、义务等要素的讨论，探讨企业家与不同社会角色成员交往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后者则承袭了Burt(1992)的“结构主义”社会资本界定④，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等同于个体社会网络的特定构型，通过对企业家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异质性等网络特性指标的界定与衡量，阐释企业家社会网络结构特性对其个体行动的影响。就本研究而言，我们综合考虑以上两种取向的研究思路，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定义为：“存在于由个人拥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这些关系网络获得的，并从这些关系网络中衍生出来的现实和潜在的资源总和”(Nahapiet & Ghoshal，1998)，简单地说，即“网络+资源”。 在有关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同，故其测量方法各异(边燕杰、丘海雄，2000；Peng & Luo，2000；Acquaah，2007)。鉴于本文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从企业家社会网络成员构成和企业家社会网络结构两个方面对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就前者而言，先前的经典研究大都依成员所提供“价值”或“资源”性质的不同，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分为商业社会资本和制度社会资本两类(Peng & Luo，2000；Park & Luo，2001)。然而近年来亦有学者指出，企业家技术网络或技术社会资本对机遇发现与实现、竞争情报搜集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杨鹏鹏等，2005；方世建、魏久檗，2006；Partanen et al.，2008)。Landry等人(2002)对蒙特利尔西南地区204家制造企业的调查发现，作为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组成构面之一，企业与公众研究机构、技术转移组织、大学和社区学院间的“研究网络”对组织创新强度的贡献最高。类似地，王霄和胡军(2005)以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划分中小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更强的技术网络参与会显著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池仁勇(2007)利用对264家浙江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同样证实，与科研机构的关系链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最为重要。综合以上研究，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特点以及目前我国小型企业普遍缺乏共同攻关合作伙伴和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机会的现实(张杰等，2007)，本文认为小型民营科技企业的企业家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中介组织及其他行业技术专家等构建的技术社会资本同样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由此，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成果(Peng & Luo，2000；杨鹏鹏等，2005；Acquaah，2007；韦影，2007)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概念操作化为3个维度：(1)企业家(与其他企业的)商业社会资本；(2)企业家(与规制机构人员的)制度社会资本；(3)企业家(与各类技术专家的)技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以网络成员身份划分企业家社会资本构成仅能够标示嵌入在企业家社会网络中的“可涉取资源”，或者更明确地，是企业家通过其社会网络所能够动员的资源范围或潜力，其无法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网络工具性利用的程度，即企业家对其社会网络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考虑到社会网络构型对个体社会资本动员的先行影响(Burt，1992)，因此本文借鉴Collins和Clark(2003)的研究处理方式，以规模、强度和异质性3个典型网络指标逐一测量企业家社会资本3个维度的网络结构特性，以期通过社会资源动员潜力与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结合，反映出各维度上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实际动员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