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1]在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奖感言中，曾将新古典经济学教条称为“黑板经济学”。科斯指出：“正如人们在期刊、教科书和经济系讲台上所看到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抽象了，与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多大联系，尽管它声称并非如此。”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黑板经济学”，与经济学中“人的利益最大化假设”有很大的关系。科斯[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但从管理学的发展史来看，关于人性的假设从来都是相当宽松的，或者说，是与人的真实存在状况十分贴合的。在管理学上相继出现了科学管理学派的“经济人”假设、人际关系学派的“社会人”假设、决策理论学派的“不完全理性人”假设，以及较近出现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的“认知人”假设。 不仅如此，管理学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理论都深深根植于管理实践。泰罗通过生铁搬运试验得出一个工人的“合理日工作量”的最优作业程序，以此最优作业程序为基础的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再如管理学中人际关系学派发展出来的工业心理学，其目的完全是实践性的——为某一项工作找到“最最合适的人”、或者为某一雇员找到“最最合适的工作”，以及使某一项工作达到“最最理想的效果”[3]。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之一的德鲁克创立的管理学经验学派，以及后 来的权变理论学派，更强调了管理实践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应该说，有影响的管理理论都来自于实践，而且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类似于经济学中的“黑板推演”在经典的管理理论中绝少见到，但是，并不等于管理学研究不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黑板化”倾向。以中国内地的情况为例，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主流学术刊物动辄以是否有高深的数学模型作为研究水平高低的判断依据，其中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不是介绍或模仿西方管理学工具，就是在做‘高深’的数学推理——最后得到的结论要么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要么是难以应用的空洞概念。”[4]罗珉认为当前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相脱节的问题”[5]。 应该说，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黑板化”倾向并非仅出现于中国内地。《美国管理学会会刊》(AMJ)与《美国管理科学季刊》(ASQ)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以专辑的形式载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也很关注[6～9]。 彭贺[7]将管理学“黑板化”问题归结为方法的严密性与结论的实用性问题，其隐含的逻辑是理论与方法的严密相对应，而实践与结论的实用性相对应，并由此提出“管理学研究究竟是追求方法的严密性还是结论的实用性”的命题，将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倾向归结为管理学研究中数学工具使用的多寡，值得商榷。换言之，认为“管理学界提倡数量化、大样本和高度严密的研究方法，关注理论的信度与效度；管理学院大量聘用接受过量化分析训练的学者”[7]是造成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似乎证据并不充分。 孙继伟[8]认为，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可以从来源和用途界定：理论的来源分为源于问题、源于文献和源于兴趣3种，理论的用途分为纯揭示规律、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和满足好奇4种。但是，源于问题、源于文献、源于兴趣的理论三者并不能截然分开，相当多的管理理论既源于问题又来自于研究者的兴趣，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可能参阅大量文献。既然如此，孙继伟认为“来源于文献、来源于兴趣的理论必然与实践脱节”，这一判断也就可能存在不严谨的成分。 张玉利[6]认为，为避免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应科学地总结提炼管理理论：认真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主观臆断；注重规范的实证研究；注重研究案例。张玉利的3点建议实际上都是关于研究方法的，比如在第1点建议中他指出，学术界也存在“拍脑门”的主观主义方法论，第2、第3点建议更与管理学研究方法直接相关。 艾时钟等[9]认为，可以尝试借鉴PPP方法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PPP方法的基本思想是：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时，利用简单的提问将复杂问题分解为简化的子问题，根据二分法构建简化子问题的答案；然后在所有相关分支中寻求相互间的平衡，确定各个分支活动的优先级状况，纠正不平衡现象。 PPP方法并未排斥实证研究方法——即在经验范围内通过对假设进行验证来寻求一系列子问题的答案。PPP方法的创新之处，是在实证方法之前增加了复杂问题的分解这一环节，在其后增加了平衡这一环节。艾时钟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从实践者对简化子问题的非结构性回答中生成可用的变量？这也是实证方法应用过程中会遇到的典型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PPP方法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或者被忽视了。 由此看来，尽管关于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比较复杂，但其本质上是一个研究方法论问题。本文拟着重从研究方法论，特别是操作主义的实证研究方法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学黑板化”(或“黑板管理学”)的来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