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行为由利益和社会关系两个因素组成[1]。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中也指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这两个主张意味着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必须涉及到社会关系……只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如何驱动人类的行为，是不充分的。”[2]传统经济学长期关注利益的分析，忽视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价格理论是整个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相关行为人通常都是独立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人和人之间通过市场价格而间接地相互联系。相应地，仅对市场信号起反应的代表性行为人成为经济学模型中的行动主体。相比之下，非市场互动(non-market interaction)则长期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地带。尽管“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反复地告诉经济学家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却没听，主要是因为这些其他学科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技术来分析行为所受到的社会影响”[3]。这一状况在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越来越重视非市场互动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保持严格的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其研究领域，试图理解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涉及的领域如社会文化、语言甚至大脑资源等约束也纳入经济学分析范畴。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的拓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博弈论中社会规范的演进、劳动经济学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溢出效应都与非市场互动有关。研究非市场互动的文献还与心理经济学和社会学紧密相联。中国语境的非市场互动研究可以从关系研究切入，关系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经验事实表明，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特征的一个核心概念，企业家特别是华人企业家的成长总是嵌入一定的关系格局之中。 二、非市场互动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研究行为人在给定偏好、预期和约束条件下的决策。偏好通过效用函数给予形式化的描述，预期通过主观的概率分布加以表达，约束通过选择集合给予解释。经济行为人的本质属性不在于其物质属性，而在于其决策者的身份。经济行为人作为决策者需要直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行为人之间是怎样进行交互作用的？行为人通过选择行为进行交互作用，一个行为人的选择会影响其他行为人的约束、预期和偏好[4]。在瓦尔拉斯范式下，行为人通过市场进行选择，其基本假设为：个人行为选择不仅建立在对结果慎重评估的基础上，而且受利己主义和外生决定的偏好影响；社会交往以契约交易的形式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收益递增可以忽略不计。瓦尔拉斯范式认为，经济行为是在忽略制度约束的环境中，完全信息个体所面对的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的一个解。“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5]，罗宾斯关于此问题的著名定义正是反映了有约束的最优化的经济学教条。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及更多的经验证据表明，瓦尔拉斯模型存在缺陷，经济人不再单纯与自然或是其他环境参数打交道，而是有策略地与其他经济参与人交往。他们彼此间的交易不再完全由所交易商品的价格来决定。个体间进行交往时，彼此间任何活动都遵循一个完备且能严格执行的合同，这种情况不是常规，仅仅是一种特例。非市场互动在邻里、公司间、家庭中、政府事务中广泛存在，尽管这种非市场互动发生在市场环境之外，但是即使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它们仍然对经济结果的决定起着重要作用。 非市场互动是指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不是直接在市场上通过价格的变化而产生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集中于研究价格机制，不同的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这样一来，空间的概念便不重要了[6]。但是，事实上，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在很多时候都是在相同的空间下(如同样的居住区、学校和工作单位)产生的，其发生过程也没有价格机制的直接作用，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非市场互动。因此，非市场互动也被称为“社会规范(social norms)”、“邻居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遵同效应(conformity)”、“模仿(imitation)”、“传染(contagion)”、“时尚(epidemics)”、“从众效应(bandwagons)”、“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等。 在对非市场互动的技术处理方法上，格兰诺维特[7]提出，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中存在两个对立的倾向，即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在于引入“嵌入性方法”(embeddedness approach)，嵌入的实质是人们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但是选择的过程受到其所处社会关系的限制，不能像原子一样独立运行于社会系统之外。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个人的效用具有私人成分和社会成分，这也是新时期关于非市场互动主流模型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简单的数理模型来比较传统经济学个体效用模型与非市场互动模型的区别。 传统经济学中个体行动的规则在于对目标函数进行最优化处理，根据Giulio[8]的假设，可以设定效用函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