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一个健康的具有支持性的工作环境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对于创建具有活力的雇佣关系非常重要。拥有良好的雇佣关系的个体会乐于助人、友善对待同事、对工作兴趣浓厚,对自身的工作评估具有安全感,并且个人生活与工作容易取得平衡。良好的雇佣关系对雇主和雇员双方都有益处。目前,我国企业雇佣关系的现状概略阐述如下: (1) 中国人习惯于将人置于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之中[1],雇佣关系中同样也存在这一状况。在工作的处理上多采用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会硬得内部人事关系日趋复杂且摩擦增多,使得组织中原本相对脆弱的信任系统更加不稳定,对组织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员工的政治知觉已经成为心理契约破裂和违背的重要前因变量,但是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受到充分重视。这是因为心理契约的研究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2],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较为特别的一个前因,对此的研究有助于心理契约理论建构的完整性,同时员工的政治知觉对员工犬儒主义或组织犬儒主义也将产生直接影响。 (2) 20世纪60年代组织行为学家ARGYRIS将“心理契约”概念引入管理领域,90年代中期完成了概念发展阶段之后,心理契约的研究就在雇佣关系研究领域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3~5]。大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揭示出心理契约与员工的整体工作态度、工作绩效等重要变量存在相关关系[2],对心理契约的管理已经成为职业管理的一部分[6]。然而对于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作用的研究则较少。魏峰在总结了心理契约研究的新进展之后指出,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心理契约概念、心理契约违背等局部方面的探讨,未来研究重点是对心理契约动态过程进行系统思考[7],即进一步研究心理契约的前因、本质和结果[8],使心理契约的维系、保持和改善发挥更大的现实价值。 (3) 鉴于我国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状况,处于就业状态中的雇员有强烈的追求工作稳定感的欲望,这就使得雇主在雇佣关系中完全占据主动。在严格要求员工工作绩效的同时,不论从物质方面还是心理方面,会发生不给予员工对等回报的状况,这就破坏了雇佣关系中的社会交换[8-9],而社会交换的违背会产生心理契约的破裂和组织犬儒主义2种负面效果[10]。而员工犬儒主义和组织犬儒主义是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心理契约破裂和违背的后果变量。但是除少数台湾地区学者外[11],国内尚缺乏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对心理契约与犬儒主义的逻辑关系进行辨析,在实证上进行验证。 以前对于知觉到的心理契约违反与犬儒主义的研究是基于员工犬儒主义之心理契约违背架构模式[12,13],但是基于这一架构的研究未考虑心理契约的构建、完善与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基于心理契约的破裂与违背的影响因素模型[14],注重成员与组织的互动,并且认为从知觉到心理契约破裂,再到员工的心理契约违背感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基于目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所揭示出的是政治知觉及其对组织产生负面影响的内部机理,而内部机理即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组织政治行为以心理契约的违背为中介变量,会滋生出对组织有强烈负面影响的犬儒主义态度。这有助于完善心理契约违背的理论建构,对中国组织降低内部协调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增加员工的工作和谐感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心理契约违背在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犬儒主义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理论和假设 2.1 组织政治知觉与犬儒主义 2.1.1 组织政治行为与政治知觉 研究者在近20年对组织政治行为作了大量的研究[15~17]。组织政治是指在潜在动机支配下,为获得和保护个人及相关团体的利益,而对他人或团体施加的影响[18]。当员工面对资源的稀缺,竞争日趋激烈的工作环境和不稳定的经济,他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方式让组织知觉到其价值。为达此目的,个人为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并拥有权力的人而从事政治行为。同时,当员工意识到他所在的组织中政治行为比较广泛,他就会使用情绪管理策略使他人认为自己是有影响力的,并且很重要[19]。特别是在中国的组织中,组织领导对于员工的归类本质上是差序格局,针对组织领导的认知结构,员工的政治行为能够改变自己与领导的“关系”,能够显示自己的“私忠”,能够体现自己的“才能”,使得自己在组织中更加游刃有余。 组织政治知觉(POPS)与组织政治行为是2个密不可分的概念。FERRIS等[16]综合了各家观点认为,组织政治知觉是组织员工对工作环境中自利行为发生程度的主观评价,其中包含了个体对这种自利行为的归因。因为对雇员而言,2个比较有价值的结果就是金钱和认知。在高政治知觉的组织中,报酬与工作绩效不一定相关,而是与关系、权力等一些非客观的因素相联系着,员工易产生挫折感。员工的政治知觉对组织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包括工作热情[20]、工作参与、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图、真正离职、雇员绩效、主管对于关系绩效的评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