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和文献回顾 熊彼特(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是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组织结构的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在内生增长文献中，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等人继承了熊彼特模型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组以R&D为基础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这组模型近年来取得了一些发展(Aghion and Howitt,1998; 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 Segerstrom,1998; Young,1998; Jones,1999; Acemoglu,2002; 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 Lentz and Mortensen,2005; Marimon and Quadrini,2006; Comin,and Hobijn,2007)①，它们强调了三个共同的命题：第一，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和源泉；第二，技术创新是内生的，是源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R&D努力的结果；第三，创新产品内在地不同于其他经济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可以无成本地不断复制。这组模型的提出，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经验事实——多国长期人均收入的持续正的、非递减的增长和跨国人均收入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这些模型无法为R&D投入和技术水平的巨大跨国差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创新大部分发生在发达国家（北方），而发展中国家（南方）鲜有创新，大部分只是模仿。例如，目前中国90%的中小企业、70%的大型企业、60%的大专院校没有专利权。②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③与此同时，一个十分明显的观察事实是，各国R&D投入水平（R&D经费支出和科学家数量）存在巨大的差异，北方与南方的R&D投入水平差距尤其明显。Acemoglu(2001)计算发现，全球超过90%的R&D支出发生在OECD国家，并且其中超过35%的R&D支出是由美国完成。如何为技术创新和R&D投入水平的跨国差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在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中创新是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市场行为，因而技术水平和R&D投入水平的跨国差异应该源于企业家数量的跨国差异。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水平和R&D投入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是因为它们有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企业家。但显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因为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假定所有企业家活动都是生产性的创新活动，忽略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问题，即忽略了企业家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还包括非生产性的（如寻租）、甚至是破坏性的（如犯罪）活动，因此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无法提供一个完全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关于企业家活动配置问题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凡勃伦(Veblen,1904)。在他看来，企业家是一些以机敏的和创造性的方法增加自己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然而却不能期望他们都会关心实现这些目标的某项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是有利的，甚至这项活动对生产有害也不在乎。Hobsbawm(1969)指出，人们通常假设经济中的私人企业（企业家）有进行创新的自发倾向，实际上并非如此，企业家的唯一倾向是利润。Baumol(1990)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熊彼特模型。他认为企业家充当大量的角色，在很多角色中企业家的努力可以重新配置，而且某些角色并不是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甚至在某些时刻，企业家是对一个经济有害的寄生虫。他从古罗马、古代中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欧洲等世界历史的事实观察中得出并考察了三个命题：命题一，决定不同企业家活动的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地点的确变化显著；命题二，企业家的行为依照游戏规则的变化来塑造经济变化的方向；命题三，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对经济中的技术创新以及创新的扩散程度有深刻的影响。这一分析为技术创新水平以及R&D投入水平的跨国差异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这个分析还停留在历史观察的基础上，还缺乏严格的理论分析。 相似地，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1)等人从一般性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提出了可分析的人力资本配置框架，强调了天赋的配置对资源配置的显著影响。当有天赋的人成为企业家时，他们提高技术，结果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相反，当他们成为寻租者时，他们的大部分私人收益来自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结果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这一分析为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框架，但他们仍然关注的是一般性的人力资本（天赋）在不同活动中的配置对经济的影响。庄子银(2003，2005)考察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创新的影响。遗憾的是，在这些分析中报酬结构仍然是外生给定的。Acemoglu(1995)指出报酬结构外生假设无法解释不同社会中报酬结构的差异，提出了天赋在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和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上配置的一个简单模型。报酬结构决定了每一经济主体在这些活动中的相对报酬，而且非生产性经济主体的比例通过外部性影响这些活动的相对报酬。企业家预期支付的租金和企业家投资的边际盈利性依赖于寻租者的数量，更多的寻租减少了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相对报酬。因此报酬结构就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决定的。在动态经济中，过去的报酬和配置，以及对未来配置的预期决定现在的报酬结构，由此诱致了历史的依赖性(history-dependence)。与报酬结构外生性模型不一样的是，这个模型内生化了经济的报酬结构，但这个模型关注的仍然是一般性的人力资本的配置问题，并且分析仍然停留在微观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