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相对年青,[1](P21-34)尚处于青春期,[2](P17-25)但国外创业研究在近二十年来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和突破。在国内创业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和规范之际,分析国外创业研究的期刊载体、学术论文的数量及分布,探究研究的分析单位及分析方法的演进,对国内的创业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创业学术论文分布 Busenitz et al.将发表创业类学术论文的期刊分为两类:一类是管理主流刊物(major management journal),以学者们熟知的《管理评论》(AMR)、《管理学术期刊》(AMJ)、《战略管理季刊》(SMJ)为重要代表;另一类是专门发表创业研究的学术刊物(entrepreneurship specialist journal),以《企业创业》(JBV)、《创业理论与实践》(ETP)、《小企业经济》(SBE)、《小企业管理》(JSBM)为主要代表。[3](P285-308)继1963年美国小企业管理发展委员会创办首份创业类专门刊物《小企业管理》之后,1975年和1985年《创业理论与实践》和《企业创业》也相继创办。这些创业类专门期刊的诞生不仅适应了创业研究日益兴起、需要有专门的研究载体作依托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创业研究的知识累积和扩散。 Harrison和Leitch通过考察创业类论文的分布发现,大多数的创业研究发表在关注创业和小企业的专门刊物上,而只有很少一部分发表在管理主流刊物上。[4](P65-83)Busenitz et al.更是应用商业信息数据库(ABI-Inform database)进行文献检索,通过更大规模与更复杂的统计,对1985年—1999年15年间创业研究的文章进行了检验分析。按照其检索标准,①5291篇创业类文章中,发表在7种管理主流刊物上的有97篇,仅占文章总数的1.8%。其中AMJ发表数最少,为10篇;SMJ最多,为24篇;ASQ发表数占ASQ总文章数的比例最高,为3.9%。[3](P285-308)因此,有学者担心创业类文章会越来越局限于在其领域的内部互相引用,使研究的圈子越来越封闭和狭窄,这是以牺牲创业理论取得外部学术合法性来获得知识的累积和发展为代价的。[4](P65-83) 尽管绝对数量有限,然而增长势头明显。实证发现:发表在管理主流刊物上创业研究文章数量是逐年增加的。[3](P285-308)创业研究的重要成果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级别的管理主流刊物上,创业研究正取得进步。[5](P315-372)Ireland,Reutzel和Webb(2005)的研究呼应了Busenitz et al.(2003)的成果,他们对七大主流刊物之一的AMJ中发表的创业类文章进行了清晰的梳理。按照其检索标准,1963年-2005年期间,AMJ共发表了50篇有关创业的文章(如果加上同时间段发表的创新类文章,则会增加至109篇),如图1所示。1963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该年AMJ发表第一篇创业类实证文章。从1982年-1987年开始,发表的创业文章数量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000年-2005年五年期间,文章数量大幅增加至25篇,与过去三十多年的总和持平。[6](P556-564)这表明学术界对创业研究的热情骤然升温,AMJ的接纳量也大幅度增加,对试图在AMJ上发表实证文章的创业研究者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图1 1963年—2005年AMJ上发表的创业学术论文数量[6] 二 创业研究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是用来考察和总结同类事物特征、解释其中差异的单位。就创业研究而言,可以选择五种分析单位:个体、群体、企业、行业和社会(国家)或将分析单位结合起来开展研究。Low和MacMllan曾批评创业研究者没有清晰确定研究的分析单位,也没有阐述聚焦于此分析单位的原因。[7]只有清晰地确定分析单位,才能防止把某种分析单位得出的结果归于另一类分析单位的错误发生。 Davidsson和Wiklund对两份美国顶尖创业期刊ETP、JBV和一份欧洲顶尖刊物《创业与区域发展》(ERD)上1988年-1989年的64篇文章与1998年的63篇文章所采用的分析单位进行了对比,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微观层面的研究仍旧一直占据着创业研究的主体,占总研究的比例由54.8%上升到68.2%。[8](P81-100)其中企业层面的研究,不论是作为独立的研究单位,还是与个体层面结合起来,都备受创业研究者青睐且在十年间增长显著;个体层面的研究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关注创业者特质和创业者类型的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且受到了置疑,于是研究者逐步将创业者与组织情境联系起来,聚焦于创业者与组织、创业者与创业过程的关系,这些研究更加情境化,也更以过程为导向。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个体层面研究数量的下降以及个体与企业层面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数量的急遽增加。相比而言,宏观层面的研究普遍有所下降②,而微观和宏观综合的文章数量变化并不显著。此外,“群体”、“网络”、“集群”等在研究样本中少有反映,这可能是因为学者们更喜欢收集容易取得的而非可能更重要的数据,因此在研究单位的选择上趋于常规化。
图2 1988年、1998年创业研究分析单位的变化情况③(资料来源:根据[8]整理) 不少学者呼吁,创业研究应该考虑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的融合。早在1934年,Schumpeter就已经将创业者的个人主动性、创业企业的建立以及经济的发展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业者的个人主动性在组织中得以体现[9,10],直接导致了新企业的建立或现有企业的更新以及绩效的改进[11,12]。主动性会带来创新,进而改变现存的行业或创造新的行业。该过程又对社会层面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上三者的关系不仅说明对不同分析单位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而且清晰地显示出各分析单位是密切联系的。因此,正如Low和MacMllan所建议的那样,在实证研究中将不同的分析单位整合起来是必要的而且有意义的。[7]一个跨越多个分析单位可资借鉴的研究来自于Vande Ven,Hudson and Schroeder对十四个教育型软件公司绩效的考察。该研究从三个视角展开,跨越了三个分析单位:个体视角方面关注创始人的特质和背景,组织视角方面关注公司的计划和初始发展过程,社会视角方面关注整个行业的成功,以上三类变量综合作用于新公司的绩效。[13](P87)该研究的每一分析单位提供了各自独特的视野,同时综合起来考察使研究更加全面。创业研究未来的挑战在于,在一个研究设计中融合多个分析单位,并保证这些分析单位的内在一致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