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一项对《财富》500强企业管理层的调查发现，成功的企业管理者花在与利益相关者（例如政府官员、社会公众、媒体、顾客等）打交道的时间更多（成功的管理者是根据在组织内部的晋升速度来衡量）[1]。正如一些企业家坦承，他们30%-50%时间用于处理与政府及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事项[2][3]。在企业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得价值连城的信息，摄取稀缺资源[4]，并通过“关系”将一系列独特的资源集中在一起进行机会挖掘[5]。 虽然企业经理和学者们都意识到社会资本的价值，但大多数停留在理论探讨层次。值得关注的是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于1998年在广州做的一项研究[4]。他们将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应该说，他们的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建议。然而笔者认为两位教授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可以做进一步完善。(1)他们将“人均总产值”作为测量企业经营能力的指标。笔者认为人均总产值是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可以考虑用其他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能力；(2)他们虽然实证验证了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并给出了可能的结构解释，但缺乏实证研究结果来支持结构解释是否合适；(3)他们的研究是以广州企业为样本，其研究结果代表性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工作不仅有助于完善他们研究中的不足，也在社会资本的领域中做了实证性的探索工作。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构成 在这里，企业高管界定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层管理者。本文采用Gabbay & Leenders(1999)来界定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6]：它是企业高管的一种无形资源，通过这种资源可以有助于企业获得物质的、信息的和感情的帮助，从而实现企业目标[7]。关于企业高管社会资本的构成，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李路路(1995)用两个指标来测量，即企业家所选择的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以及这个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和在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中的职务地位[8]。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设计了三个指标来测量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包括其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其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等，[4]。但是这两种衡量方式存在过于笼统、模糊等不足。另外，周小虎 (2002)、杨鹏鹏等(2005)等学者按照企业所需资源的类型将社会资本分成企业家政府社会资本、市场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等[9][10]。然而这种构成方式的不足在于：在中国，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在经济转型的今天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正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改变）[11]，但“大政府、小社会”仍然是主要的模式，政府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12]。而且制度经济学理论将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分成市场环境（也称为技术环境）与非市场环境（也称为制度环境）[13]。因此，笔者认为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可以分成基于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和基于非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具体是指企业高管与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质量。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1]：企业高管社会资本是由基于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和基于非市场环境的社会资本两部分构成。 2、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已经验证了企业法人代表社会资本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因为社会资本主要影响的是企业外部经营环境，而不是内部管理、技术水平或分配取向[4]。然而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应该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 首先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基于政府角色来探讨的。政府除了与企业是一种明确的税收关系之外，还会以消费者、供应者的身份与企业发生相互关系。政府作为一个供应者，就是把它拥有的大量自然资源售给企业。政府作为一个消费者，就是从企业那里购买产品和服务，包括办公设施、电子计算机、电话以及军用物资等[1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面影响。 其次，企业高管作为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键“接点”，必须有能力为企业获取所需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政府行政与法律资源、生存与经营资源、管理与经营资源、精神与文化资源等[15]，更重要的是信息资源。在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每一获取资源渠道的连接方式都是双层的，第一层是公务关系连接，即组织与组织、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渠道接通；第二层是私人关系连接，即企业高管与资源提供单位的负责人（或资源的主要掌管者）之间的渠道接通。企业高管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互动，收集外部环境状态及其变化的相关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适应能力包括被动适应能力与主动适应能力两种类型。在主动适应能力中，强调企业能够准确预测外部环境要素（例如政府政策、社会公众的偏好等）的变化，从而做出及时、有效调整的能力。从这个视角来看，更需要企业能前摄性地收集到相关信息，并正确地做出解释，为企业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和支撑。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败，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1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适应能力有显著正面影响 H[,4]：企业适应能力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 根据上文的阐述与研究假设，图1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研究方法 1、变量的定义与衡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与信度，本文的问卷设计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首先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设计了一份初步的调查问卷，根据这份初步的调查问卷，笔者于2005年 4月至9月期间，与华中科技大学3名EMBA、3名有长期管理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和8名在职MBA学员就调查问卷的内容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与这些有工作经验的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当面试填、讨论的结果，对问卷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正，最终确定了问卷的调查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