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曾被称作是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分工在经济学中极其重要，被认为重要性堪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1]。斯密认为一切生产效率和国民财富增进的来源都是因为分工，后来的研究者更是认为分工可以解释绝大多数经济现象。但是，从马歇尔和马克思之后至今一百多年，分工的研究者寥寥无几，分工问题甚至被称作马歇尔之谜。原因之一在于分工的复杂性导致无法将其形式化，当时的数学工具无法解决分工的角点解问题，分工也就渐渐地从主流教科书中排除出来，学习和研究者也就越来越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分工的度量困难，使得大多数学者无法精确地表达分工的真实状态，从而无法进行实证工作。角点解问题由于非线性规划的发展，近二十几年来开始被用于解决分工形式化问题，在此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古典学者。但是，分工的度量研究现在仍然是空白。 二、分工研究的文献评述 谁最早提出了“分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分工”。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其中，费尔南·布罗代尔就认为并不是斯密首先发现分工的：“亚当·斯密只是把已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隐约意识到的一个旧概念上升到整体理论的高度，这个概念远在亚当·斯密之前，已被威廉·配第（1623～1687年）、厄内斯特·路德维希·卡尔（1687～1743年）、弗格森（1723～1816年）和贝卡里亚（1735～1793年）所指出。”[1]还有一个被遗漏的学者是孟德维尔，据说斯密曾仔细阅读消化他的著作[2]。尽管如此，由于一般认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现代研究领域是从斯密开始的，而且是从斯密开始系统地研究分工，探询分工的内在机理，研究分工与生产效率以及国民财富的关系，所以学术界认为分工理论的研究应该以斯密为起点还是有道理的。 研究分工的流派有很多。贾根良曾经将有史以来分工的诸多研究者划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斯密—杨—俄林—卡尔多—舒尔茨”，另一条线索是“斯密—马克思—杨—科斯—斯蒂格勒”。[3]当然，实际研究分工的学者比这两条线索中的学者多得多。但是，贾根良不知为何没有把杨小凯加入到这两条线索中去？斯密在《国富论》中前三章全是讲分工，对于分工的作用、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原因、分工与市场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解释，提出了斯密定理：分工取决于市场。穆勒认为，商业是分工的结果[4]。马克思对于分工的论述是在《资本论》中论述“协作”问题之后紧跟着展开的。马克思展开这两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与团队或集体的生产力有关，即“集体力”[5]。分工被认为是协作的基础[5]。马克思论述了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在分析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局部工人”及“局部劳动”[5]等理论以及随后的异化问题。马克思看到了分工中的劳动及工具的简化[5]、效率的提高、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离[5]、劳动工具的专门化[5]。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分工”、“一般的分工”、“个别的分工”、“自然的分工”[5]等概念。马克思的研究除了对事实的观察外，分析的思路和生物学也很有关系。查尔斯·巴贝奇 (1832)对斯密的分工优势做了细致的修正[6]，补充了斯密没有注意的一个分工优点。另一个对斯密原理分析得比较好的是阿克赛尔[7]。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同样用了三章去分析分工，对于分工理论做了很多补充。Allen Young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的重点在于迂回和产业间分工等理论，并且将斯密定理延伸成：分工取决于分工[8]。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他的研究是从专业化在市场展开的同时为什么还会在企业展开这个问题开始的[7]。舒尔茨则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农业中的分工问题[7]。罗金分析了平行分工序列的规模经济[7]。斯蒂格勒对分工的研究集中在产业的生命周期问题上[7]。 中国的盛洪结合了交易费用理论和分工理论，并用边际工具进行分析，他比较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改革前后专业化的变化。[9]贾根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工与市场等制度安排互动方面[7]。谢富胜的工作是运用马克思的分工原理分析马克思以后的分工与组织变迁的实践[10]。 分工形式化研究工作主要是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在开展，他们运用超边际分析对分工进行了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11]。开展分工形式化研究的还有其他几位学者，如贝克尔和墨菲。 历史上，还有些学者提出了分工的负面影响，甚至反对分工的重要性。这些学者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思。第一，马克思指出分工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如旧的分工体系被淘汰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失业人口；第二，马克思认为分工造成人的局部化和片面化。[5]而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分工是个派生现象。让·巴蒂斯特·萨伊、杜尔凯姆等人甚至进一步否认分工的重要性。[1]对于这些批评，法国人埃米尔·涂尔干作出了回应。涂尔干认为，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早期因为更优的待遇，人们才会加入工厂的分工体系；而且人类社会恰恰因为分工带来的高效率而使个人享受更大的自由。[12] 笔者认为，分工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正面作用是肯定的，马克思等指出的负面现象也确实存在。当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缓和了这些负面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高效生产带来的市场扩大，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分工体系，而不会出现工业革命刚开始时高效新分工体系对旧有分工体系的残酷冲击而小规模新分工体系又无法容纳那么多被淘汰的旧分工体系产生的失业人口那样的现象；另一方面，现代发达国家的国民群体谈判能力远远高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绝大多数国民能够分享分工发展中的基本福利增长，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建立起来，国民的基本权利至少国家会来保障。 同时，分工理论正式进入经济学理论后至今，地位如此重要而又尴尬，造成这种局面，形式化的滞后与度量的空缺是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研究工作除了近年来的新兴古典理论范式外，基本上都是经验研究方法，形式化的方法很少，导致很多人各自研究一套理论，相互间无法交流，无法评判高下对错，研究工作一百多年来陷入停顿，能够在斯密、马克思的研究基础上取得大的进展的学者很少。 三、分工的度量研究及操作方法设计 为什么需要度量分工？原因和经济学需要实证方法的原因一样：方便检验。度量的任务亦或当代计量经济学的功能，主要就是检验形式化工作后的结果，同时在形式化的基础上独立发现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