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从Alchian提出由于私有公司的股权较国有公司更为集中，且容易发生股权转让，所以私有公司较国有公司更善于公司治理的观点后，① 学者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济绩效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② 然而，迄今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出何种所有制结构最有利于改善公司绩效的明确结论。一方面，很多研究证明私有公司较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例如，早先的Boardman和Vining考察了1983年500家最大的国际公司的绩效，发现国有和混合所有制公司的盈利和生产率水平明显不如私有公司。而其中混合所有制公司的盈利水平并不比国有公司好，只有那些完全的私有公司才获得了绩效的较大提高。③ Ehrlich,Gallais-Hamonno,Liu和Lutter通过比较1973—1983年23个具有不同所有者的国际航运公司，考察了国家所有制对生产增长和成本降低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国家所有制降低了年度产出增长率，增加了单位成本。④ Dewenter和Malatesta将上市公司中500家最大的国有公司在1975、1985、1995年与上市的私有公司相比较，寻找它们在盈利能力、劳动生产率、债务水平方面的差别，结果表明私有公司的盈利水平显著高于国有企业。⑤ 然而另一方面，Caves和Christiansen在比较公有和私有铁路公司后，发现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没有差别。⑥ Yarrow对巴西民营化前后公司的绩效变化的调查发现，市场结构较所有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大。因此，尽管私有公司在监控经理人上更有优势，但主要是市场的竞争及其监管状况决定了经理人的经营动机。⑦ Kole和Mulherin对二战后通过没收敌国财产而由美国政府部分拥有的公司与私人拥有的美国公司的检验表明，它们之间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别。⑧ 这些研究均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较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效果，在竞争性条件下国有公司和私有公司可以同样有效。 上述实证结论的不确定性和分歧表明，在成熟的经济体中使用数据来检验何种所有制最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具有先天的劣势。正如Coase以及Demsetz和Lehn所认为的，如果在公司中获取价值最大化而改变产权结构的交易成本很低，那么每个公司就都会有一个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在所有制类型和公司绩效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⑨ 换句话说，公司所有制的选择有其内生性。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从转型经济体中获得的数据则可以为该项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实证结论。因为在大多数转型经济体中，所有制的变革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的程序决定的，而不是由交易费用很低的市场自动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的所有制结构可以被看成是外生给定的。使用转型经济体数据进行研究的另一个优点是在转型过程中，创造出了若干不同的所有制类型，可以允许研究者考察复杂的所有制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一般来说，研究者首先是由分析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开始，然后转向对私有制各类形式的深入分析。⑩ 由转型经济体中得到的结论主要来自对其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的研究。Megginson和Netter,Shirley和Walsh以及Djankov和Murrell等的研究文献综述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总结。(11) 一般的结论认为，民营化是有效的，民营公司几乎总会变得更有效率，盈利能力更强，增加了资本投资开支，财务更为健康。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上。大多数研究表明：由职工所有的公司不可能导致必要的公司重组，因为职工所有者更倾向于最大化一些非盈利性目标，如工资、安全和削减工作时间等；外部人所有较内部人所有(出售给管理层及劳工)导致了更加有效的重组行为；投资基金、外国投资者和其他大股东所有的公司较分散的个人投资者所有的公司，其重组的效率高10倍以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以谨慎的态度逐步推进对外开放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在改革的早期，政府不是实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政策，而是放权让利，如扩大企业自主权，给管理者经济激励，以及通过价格改革为企业提供市场信号等措施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实证研究表明，早期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显著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收益和效率。(12) 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政府逐步展开了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首先是通过公司化改革，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开始多元化，在公司中引入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其所有者有国家和地方政府，还有国有控股公司和机构以及个人和外国投资者。这些利益驱动的所有者的行为明显提高了国有企业或公司的绩效。(13) 然而，在这些公司化的企业中，政府仍然维持了控股地位，因此这些企业需要进一步的民营化改革。大规模的民营化开始于1995年，先行的省份有山东、广东和四川。1999年中央政府宣布通过“抓大放小”政策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14) 据估计，自90年代中期以来有超过40％的中国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民营化改革。(15) 同时，新生的私有公司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据估计，私有部门已经占据了中国总体经济的60％。 国有企业的公司化和民营化以及中国私有企业部门的增长使中国企业产生了多种所有制形式，为研究所有制结构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素材。并且，近年来国内一部分否定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方向和绩效的论点也在出现，他们经常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做法不够规范导致的国有资产损失等个案来试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16) 这更使得运用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数据来对该问题展开科学细致的深入研究，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显得紧迫和必要。本文使用了世界银行对中国在1996—2001年涵盖6个部门和5个城市的700多家企业进行的系统调查所得的数据。这个数据的一个优点是它包括了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详细信息。特别地，所有制类别中包括两个子类别——国有股份和私有股份。私有股份则又包括两个子类别——内资私有和外资所有，内资私有企业又进一步分解为四个子类别。类似地，国有股份类别也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子类别——政府所有和法人所有。这两个子类别又进一步分解为更详细的所有制类型。就我们所知，这个数据库提供了中国公司最为详细的所有制结构分类数据。另外，由于我们的样本公司大多数不是上市公司，并且上市公司在中国还只是少数，所以这个数据库可以说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一个时期中中国企业及其改革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