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及战略性定位

作 者:

作者简介:
钱士茹,安徽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钱士茹(1959-),女,安徽五河人,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体制转轨是国企改革的现实要求和基本环境。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一方面培育了类型众多的企业组织;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不同模式的企业家。如果把企业组织分为国有和民营两大类型的话,则两类企业的企业家生成的环境与机制是大不相同的;若再把企业家成长所依附的资本分为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则不同资本类型与不同制度环境的耦合,决定着现实中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进一步研究可以探索出各种成长模式下的企业家的未来定位。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工业企业管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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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1—0128—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运行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体制中。由于转轨时期要进行新旧体制的转换与更替,因此,新旧体制的交叉与重叠可能是一种常态,尤其是在转轨的初始期更是如此。而这预示着转轨体制实质上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并存的双重体制。在双重体制之下,不同性质的企业其运行的制度规则与生存发展的机会空间是很不一样的,这构成了企业家成长的不同环境与机制;同时,双重体制下的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资本类型也有本质差异,这又构成了企业家成长的不同方式与路径。如果把转轨时期的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大类;同时把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资本类型界定为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两大类,则不同资本类型与不同企业类型耦合的结果,可以形成多种类型的企业家成长模式。其中,居于企业家成长主导地位的模式有四种:官员型经理与企业家型经理(国有企业家的两种主要模式);体制型企业家与经理型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的两种主要模式)(见表1)。它们基本上涵盖了转轨时期我国企业家成长的主流模式。用动态的眼光进一步考察,我们认为,随着体制转轨的加速,市场化程度会不断提高,企业家成长应转换模式,由对二维资本(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依附逐渐转向主要依托异质型人力资本。为此,国有企业的官员型经理应向企业家型经理转换;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型企业家应向经理型企业家转换。企业家型经理与经理型企业家应该成为国有与民营两类企业的企业家持续成长的目标定位。

      表1 转轨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

      

      二、相关概念

      (一)企业家的内涵

      目前,关于企业家内涵的界定很多:一是从素质的角度考虑,认为只要具备某些素质(特征)的人或群体,就可称为是企业家;二是从能力角度考虑,认为企业家是一些能力要素的集合;三是从结果考虑,认为只有从事经营活动并做出优异成绩且受到社会认可的人或群体就是企业家。各种角度理解的企业家都有一定道理。但本文研究的企业家被定位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决策者位置上,同时要求具备特殊类型的资本:政治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

      (二)二维资本的涵义

      二维资本是指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所谓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是指个人在社会经济体制的权力结构中所据有的社会资源。如职业、职位、身份、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的社会地位、政治概貌以及类似的家庭背景、某一团体的成员资格、同政治名人之间具有稳定性的相互认可和持久的关系变量。这些要素在传统体制中已充分结构化,成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财产。所谓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是指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它所要求的企业家素质包括:意志力、创新力、领导力和市场敏感度等。

      本文认为企业家成长必须依托一定的资本,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体制背景下,资本的内涵不一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资本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政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该是人力资本的。考虑到转轨时期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体制特点,同时考虑国有、民营两类企业家形成的实际背景,我们抽象掉物质资本,以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资本类型,这样,二维资本与双重体制相对应,能够真实地刻划出企业家成长的主流模式。

      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成长模式

      现阶段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更多地被称为国企经理。他们的成长受到制度环境与所依托的资本类型的强烈约束。

      (一)制度环境

      国企经理成长的制度环境包括经理的选拔与任命制度、评价制度、报酬制度、晋升制度以及激励与约束制度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其中,任免制度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核心。从选拔与任命制度来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目前的转轨时期,国企经理主要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与任命,而不是由企业本身的董事会任命,这是由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定位决定的”。[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持续了20多年,虽然国有企业朝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硬预算约束目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是主管部门对国企经理的任命和控制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90年代中后期的连续调查所公布的统计数据(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经理均在89%以上)[2]可以得到实证。2001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又对5075位企业经理人进行了问卷跟踪调查,针对企业经理人员的任用制度,从“经理任现职的途径”和“现阶段经理任职的最佳途径”两个方面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仍然有80%以上的国企经理的现职是由组织任命的。[3]主管部门选聘、任免国企经理的制度,决定了国企经理的成长环境是政府机制驱导下的政治环境:政府授予国企经理权力、关注其履行职责、评价其绩效水平,并据此做出晋升或解职的决定;同时,这一环境也决定了国企经理成长的独特性质:非主体性(依附政治权力)

      (二)资本类型

      企业家的成长必须依托一定的资本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国企经理也不例外。但在不同时期、不同体制下,资本的内涵不一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的厂长、经理必须依托一定的政治资本才能获得“企业家”的权力和地位,占有并分配一定的社会资源,努力晋升以显示自己的成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依托自身的异质型人力资本能够实现与“企业家”角色的耦合,并推动企业不断扩张以实现自己的持续成长;而在转轨时期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国企经理的成长既要依附一定的政治资本,以获得政府机制控制之下的“企业家”角色;又要依托异质型人力资本以驾驭企业按市场机制进行运作;在政府和市场两种“交通规则”都认可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的成长。也就是说,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需要国企经理依托二维资本(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来共同支撑自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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