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组织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揭示组织制度转型、组织变迁等问题的基础所在。早期古典管理学派对组织的环境较少关注，或者直接将环境作为一种常量对待，往往给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最优组织类型来说明问题，如韦伯的科层制、泰勒的科学管理。后来的研究者，对环境差异的关注也不充分，发展一般性理论命题时常常忽略不同组织类型在环境上存在的差异。[1]之后，人际关系学派的大多数研究者也将组织视为封闭体系，关注组织内部设置及其对参与者的影响。巴纳德注意到组织与环境的“外部均衡”问题，但没有做到“将环境清晰地概念化，或是考察组织在环境中变化的情况”。[2]随着开放系统视角的权变理论、[3]组织化[4]等理论的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先前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将组织视为封闭系统的基础之上的。[2]组织理论的研究者们在组织与环境议题上，经历了从结构到过程、从封闭到开放、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和演变。自开放系统理论兴盛以来，环境的开放性已被看作组织的一般特性。 现实的社会背景中，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提高，应对环境成为组织存续的关键问题。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的兴盛也表明组织与环境关系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关注。虽然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学者们[5－7]已经提出应对组织所处的技术与制度环境的各种不同策略，并且也对制度变迁、转型、组织结构变化等做了论述，但在外部环境作用导致的组织制度转型、内部结构变化和组织行动变化方面，尚需进一步阐释和剖析。 其一，或许是由于开放系统视角的影响所致，许多学者在分析环境变化引致组织形态（包含制度、结构变化等）转变时，将其看作一种自然的过程，而组织对环境的反应也类似一种“应激”性的反应（决策者操纵、选择）。这些假设受到组织生态学家的质疑，他们提出大量压制组织变迁的内外部因素，并指出结构惯性使得结构形式不能与环境同步变化。[8]确实，在环境—组织的转变的过程性分析中，缺乏一个传导机制，也就是边界上的“黑箱”，组织生态学的发现和质疑是符合现实体验的。在解释方面，我们认为统合环境与组织、而且能把组织内部力量以及内外互动也纳入分析范围的传导机制是组织目标，是组织实际运行中的目标。[9] 其二，对引致组织形态转变的环境力量的分析比较单薄，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关注和强调的侧面也存在差异和分离，因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有限。西尔特和马奇[10]曾指出，经济学者在分析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时，简单地利用利益最大化分析逻辑，认为市场力量是形塑整个组织的主导。对照中国企业实践，单一的解释逻辑对行政式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企业化转制等问题的说服力不够。现有研究探讨资产限度内的企业制度改造者居多，缺乏从经济、社会、技术等多侧面对行为的具体、细致研究。此外，虽然合法性已经是分析环境与组织关系比较便利的理论工具，但对具体的过程性机制，对多种力量共同作用情境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阐释较少，也缺乏适当的理论工具。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的问题焦点是，目标整合组织内部力量和外部环境要求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起作用的？目标何以成为体现组织主体性和组织追求的标志？动态意义上的机理如何？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1.环境的力量 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中通行的规则与企业行为相互关系方面赋有启示性的结论。特别是社会性的财产制度、经济运行机制，与企业制度、企业内部基本制度规范之间内在一以贯通的逻辑和规范。当这样一种财产、经济制度上升为一般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时，对企业行为和企业形态、对个体行为起到支配和制约作用。包括制度变迁方面的有益结论。[11]企业战略理论发展是微观意义上，企业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制约下，在具体行业竞争格局中形成战略目标选择，调整和优化内部行为、结构、文化，实现目标，应对环境，成长和发展方面的成熟的理论和工具。[12]组织社会学领域发展出来的种群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也从不同侧面考察了组织环境。资源依赖与制度理论比较相似，原则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重视环境的物质条件，而后者则强调环境中的文化准则、价值观和社会期望，它们两者也都承认组织通过战略行动改变现有秩序的可能。与资源依赖论相似，种群生态学也重视环境的物质条件，尤其是代表着资源竞争的密度的种群密度这一维度。但环境的力量在种群生态学中要强大许多，组织没有适应只能被环境选择。[2,7] 经济学和战略领域的理论具有显著的经济学纯粹理性逻辑色彩；或偏重于产权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安排；或偏重于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微观企业经济侧面的生存规则和逻辑。社会学领域研究的或偏向经济和战略，尤其是对技术、资源交换的关注；或偏向一般社会文化的制度环境，强调社会性力量对组织的约束。这些研究对理解环境与组织、组织形态关系有颇多启示和助益，但未能提供来自不同侧面的环境因素和力量的综合作用格局和具体作用环节方面的进一步解释。 2.组织目标：功能与复杂性 目标是组织理论研究中基础而又颇为含糊的概念之一。即便如此，研究者们仍在不断使用它来强调自己关注的组织问题。斯格特[13]在对组织理论的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视角梳理时指出，理性系统的学者强调目标的认知功能，目标提供了从可选择的行为方向中进行创造和选择的标准，[14,15]目标在为决策和行为提供指导的同时，也将限制因素施予其中。而巴纳德、[16]Clark和Wilson[17]等自然系统的代表者则强调目标的“动机”功能：目标是组织成员认同与动因的来源。制度学派则看重目标的象征功能，目标的认知和动机特质强调其对组织参与者的影响，而目标的象征功能则向组织外部的公众、顾客、监管者等表明了其重要的意义。这种象征功能对组织获取合法地位、结成联盟、吸引资源和员工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