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提法非常不好 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由于政府股东是特殊股东，这又要求政府把目标完全集中于个别企业的利益。因此，政府往往很难成为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合格”股东。其他股东对有政府背景的控股股东没有制衡能力，这就造成公司治理往往被人为地扭曲。 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要完善治理结构，不是靠企业自身努力就能解决的。面对诸多体制性问题，有的企业就想绕道走，提出“搞有中国特色的法人治理结构”。我认为这个提法非常不好。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财政不可能再给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注入资金，有前景的企业生存与发展重要的途径是向资本市场融资。目前的状况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包括境内境外的投资者，在寻找良好的投资机会；而前景良好的企业非常需要资金的支持。这两者能不能很好的结合？关键是看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规范和有效。如果公司的治理结构很特殊，特殊到别人无法理解，没有透明度的地步，那么就等于自绝于资本市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是空谈。因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和国家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政府投资者希望通过直接干预来体现所有者意志；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把钱投给企业后，并不想直接干预企业经营，但他要求有一个有法律和制度保证的治理结构保障他们的权益。他们不能不承受市场变化甚至经营不当出现的风险，但他们绝不接受暗箱操作、治理结构混乱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可以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企业走向市场的必要条件。 管理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所以研究管理千万不能脱离实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绩效评价中的平衡记分法、业务流程再造、核心竞争力等理论，都是美国的管理学家深入企业实际之后总结出的管理理论。 管理理论的适用性与其产生和应用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对国外的管理理论和经验总结不能全盘接受，要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出自己的管理理论。日本在管理上的做法在美国没有应用好。例如：上班时升社旗、唱社歌、商店经理带领员工在门口迎接顾客，而美国经理上班直接进办公室。又如，日本经理进车间与员工谈话时除了关心工作之外，还关心员工的家庭。而美国人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不能问，除了工作上的事，顶多再谈谈橄榄球比赛之类的事情。 日本管理中有个Z理论，在美国行不通。因而， 美国的管理学家根据美国的管理总结出《追求卓越》和《成功之路》等。这些来自本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都受到了本国企业界的欢迎。 即使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管理也不相同。以美国汽车行业为例：20世纪初出现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生产线，将汽车制造过程分成8772个工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20世纪中出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斯隆管理模式，解决了大公司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在斯隆的墓志铭上写的是“这里安葬的是斯隆，他最大的本领是发现比他更能干的人”；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艾科卡，他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被誉为企业界的“英雄”和“楷模”。这三个人都是20世纪的管理大师，但在管理方式上各不相同。有人认为，管理大师还应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韦尔奇，他被誉为“世界第一经理人”，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使得通用电气这个巨人企业连续数年保持经营业绩高速增长但没有患上“大企业病”。 企业管理学科要与时俱进 吕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怎么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我想首先必须要认清形势，“时”实际上也是一种“势”，而这种形势的变化最基本的方面表现在五点：第一点，就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变了。第二点，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就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第三点，市场的供求关系变了，由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第四点，经济运行的发展环境变了，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第五点，新的科技革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要跟企业形态结合起来 邓荣霖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要跟企业形态结合起来。我这里讲的企业形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小企业；二是大企业，大企业以大公司为代表；三是大企业的变形体，主要是两种形态：一个在中国叫企业集团，在国外叫跨国公司，我认为中国的企业集团应该瞄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管理与小企业管理不同，怎么能够到处推广一个管理方法、管理经验？这是差别很大的不同企业。大企业的第二个变形体是企业联盟。我觉得企业联盟是在跨国公司基础上的结盟，它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我们现在研究老是一会儿讲竞争重要，一会儿讲合作重要，应考虑企业形态的不同。小企业就是面临激烈的竞争，但是小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了，这时的管理就要讲究合作了，否则就是大家都死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把什么双赢原则、竞争、合作都套到所有企业的管理之中，我觉得它本身就违背了企业形态的区分。 公司制度创新 曹凤歧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