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缺什么?

——管理是生产力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重庆(1933-),男,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
《管理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市场经济的时间积淀太短,历史的桎梏又太多,当前紧迫的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最缺的是技术能力,还是社会能力?国内占主流的提法似乎是技术创新,“创新”与“技术创新”变成了同义语。偏狭义的技术创新概念和对技术作用的盲目推崇而导致对管理和制度环境建设的忽视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发展高新技术,制度高于技术。企业的强弱决定一国力量的强弱,中国企业是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问题出在哪?问题仍是出在管理。管理是生产力。管理出效益,管理出质量,管理出效率,管理出竞争力。从宏观经济到微观企业,因疏于管理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加强管理的问题。#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工业企业管理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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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07(2001)04-0001-08

      1 中国市场经济的时间积淀太短,历史的桎梏又太多,当前紧迫的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最缺的是技术能力,还是社会能力?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在20世纪初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该理论指出“经济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所引起的植物性增长,而是创新所引起的增长”,“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1]但这些观点并不被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及管理学界所注意,直到近年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事实证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初的5%~10%上升到60%~80%,也正证实了熊彼得论断的正确性,并由此引伸出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

      创新似乎已变成了国际和国内的一个议论热点,但对创新的理解有多种: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熊彼得的创新原意包涵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国内占主流的提法似乎是技术创新,偏狭义的技术创新,“创新”与“技术创新”变成了同义语。

      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国内外似乎均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指出: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使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找到依据,成功的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是所有权与参与。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各国的财富与贫困:为何国家有富有穷》中所强调的并非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蓬勃成长赖以实现的条件。

      ·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指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用语,其判断标准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经济或社会的一种变革,是一种价值。[2]

      ·制度创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曾提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D·诺斯和R·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

      ·经济学家罗森堡在《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中指出:科学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欧洲,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原因在于西欧在中世纪后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OECD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指出: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8.7%,而现今不到3%。

      ·美国学者A·萨克森尼克在《地区优势: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中对比两个世界最驰名的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后认为后者蒸蒸日上,前者日见衰弱。他对两个园区的制度环境做了比较:

      128公路地区:处于美国最古老的工业地区——新英格兰,依托麻省理工学院,籍在政府任职的显赫的麻省校友的关系,以政府和大公司为导向,疏远市场,有等级森严、保守的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僵化的企业制度环境。

      硅谷:远离华盛顿,依托斯坦福大学,以中小企业为导向,有适宜高技术发育的人文环境,分配制度、产权制度及人际关系等都宜于人力资本的发展。

      萨克森尼克的结论:发展高技术不能只看重资本、技术,而应把注意力放到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建设中。

      ·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高于技术》[3]中指出:

      推动生产发展肯定是技术自身的演进,但技术本身的演进首先来自有利于人的创造活动的制度安排,因此,生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本身,勿宁说是有利于人的创新活动的制度安排。

      综上所述,决定一个国家、地区高新技术发展的首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和技术本身,而是与人力资本发展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人们往往只看到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没有注意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以制度创新促进生产力更大地解放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尽管我国围绕着解放生产力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广大科技人员游离于市场和企业之外,科技与经济脱节来看,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国家富强是建立在生产力解放的基础上,如不把生产力要素——人的主动性调动起来,创新的愿望必然落空。市场化的标志在于企业和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没有企业和个人的解放,市场化的积极因素就释放不出来。

      有人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鹿死谁手取决于什么?尽管中关村具有无以相比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研究与开发的能力,中关村就能取得成功吗?中关村仅缺资金吗?中关村具有适宜人力资本发展的制度环境吗?中关村不断演绎的创业者纷争中知识与深本何以矛盾?“资本雇佣知识”,抑“知识雇佣资本”?市场经济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会受到知识经济知识权力的取代吗?中关村的矛盾会逆向演变成总工取代老总吗?狭义的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对技术作用的盲目推崇而导致对管理和制度环境建设的忽视是不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科技成为现实生产力是有条件的,在适合科技发展的环境中,即使不喊口号,科技的发展也势不可挡。科技推动社会进步,同时科技也是社会的产物,不能脱离体制环境高谈科技进步。纵观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经济发展的梯度恰好是市场化和产权多元化发展的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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