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脱困已进入冲刺前的读秒阶段，三年的跋涉即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在实现三年脱困目标已成定局之时，人们更加关注脱困指标的内涵，关注数字的背后，关注脱困目标实现之后国企的走向。 三年有多少企业脱困？ 让我们将历史回溯到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目标时的1997年： 那一年，全国16879户大中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有6599 户亏损，31个省、区、市中有13个地区国有工业企业净亏损，企业亏损比例和地区亏损比例均高达40%左右。 三年只剩下一个月了，三年间到底有多少企业摆脱了困境？让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统计数据： 截至今年10月底，1997年亏损的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中已有4098户企业实现脱困，脱困率达62.1%；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已有29个地区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净盈利；重点监测的14个行业除煤炭、军工减亏外，12个行业实现利润均比去年同期增长；今年前10个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1828.7亿元，同比增加1.35倍。 简单的数字背后是艰难的跋涉。三年中探索实施的国企脱困有效途径主要有：一是扭亏脱困，通过加强改革、改造、改组、加强管理、债转股等措施，使一部分国企扭亏为盈；二是重组脱困，就是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使一些亏损国企重新焕发生机，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改制脱困，通过改制为非国有控股企业，使得一部分亏损国企退出国有序列；四是销号脱困，就是通过关停、破产使一些扭亏无望的国企退出了市场，从根本上消除了亏损源。 政策脱困算不算脱困？ 攻坚虽然初战告捷，人们的疑虑却未全部消除。其中，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三年间国家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和支持国企改革与脱困的政策措施，诸如兼并破产、技改贴息、债转股、降息、退税、打私、总量控制、淘汰落后、关停“五小”等等，且政策投入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这种政策投入对国企利润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种依靠政策投入实现的脱困算不算脱困？ 这里我们必须做一个细致的分析。首先，国家的政策投入中相当一部分是治理经济环境的措施，如打私、淘汰落后关停“五小”等，这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受益的是全部企业。 其次，国家的政策投入和国企利润增长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位移关系。比如，为了启动和保证企业正常经营，因降息、债转股停息等政策投入所减少的利息支出，大多消化在弥补拖欠的税收、利息、社保、工资及其它拖欠上，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提足折旧等方面，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利润。 第三，国家的政策投入实际上是对过去欠债的一种补偿，是对步履维艰的国企脱困的一种启动，是一种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有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有利于国企脱困的政策措施支持下，我们才有可能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去祛除国企的沉疴，解决国企的历史欠帐，攻破国企改革难关。 第四，衡量三年脱困成效，利润额并不是唯一的指标。经过三年的实践，靠着国家政策的助力，国企脱困已从依赖政府输血走向了依靠机制转换造血，国有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个良性循环正在形成，一些深层次变化正在发生，这些才是脱困的真正内涵，也是政策投入的价值所在。 当然必须承认，在相当一些国企中，深化改革，制度创新等内力对企业利润增长的影响尚不十分明显。 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 多年形成的沉疴已成为国企改革的障碍，不在解决沉积已久的深层次矛盾上有所突破，不在改制、结构、人员、债务、信用、退出等问题上下硬功，国企改革就无法推动。三年来，我们在攻坚中寻到了新的突破口，国企亏损的深层次根基开始动摇，国企改革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比如改制问题。不少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产权制度为突破口，积极进行股权多元化的尝试，企业改制“换汤不换药”的状况有了改变。 比如债务问题。债务负担重是国企的普遍难题。近年来，不少地方和企业探索资产债务重组，有效地打开了债务死结，盘活了有效资产。 比如冗员问题。通过下岗分流、建立再就业中心、理顺员工劳动关系等方式实现企业消肿。 比如退出问题。多年的重复建设积淀了一大批早该退出市场的企业，长期的国有主体培育了一大批竞争乏力的国有企业。这几年我们建立起了两个退出通道，一是通过兼并、破产、关停，让一部分亏损国企退出市场，二是通过重组、改制，让一部分国企退出国企序列。 比如管理问题。大力推行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加强成本管理、采购管理、销售管理、资金管理，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目标实现之后怎么办？ 三年脱困目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有限目标，它的实现决不意味着脱困工作的结束。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的系统工程，三年来我们虽然集中力量消除了一些影响国企发展的重大障碍，但国企改革与发展的问题远没全部解决，要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务之急是要巩固三年脱困的成果，把国企脱困的根基夯实，警惕出现返亏。就国家而言，政策投入应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但政策扶持的方式要逐渐从行政化向市场化过渡，从向企业输血向帮助企业建立造血机能过渡，政策导向可适当向改制和管理基础较好的企业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