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自主权。不过，还有这样四句话概括了厂长经理中存在的一种现象： 多有本事不一定干得好， 多没本事不一定干不了； 干多好自己也没好， 干多差最后也倒不了。 我们无意用此话否定全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但除开它含有的俏皮牢骚成分之外，确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国有企业经营者角色仍未到位的问题。换句话说，喊了多年的厂长经理责、权、利要统一，至今尚未完全落实。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产权关系明确之后，经营者身份、地位、角色也随之明确，他们应当代表谁、对谁负责，一目了然。因此，他们有本事才能干，没本事干不了；干得好不白干，干不好该倒保不了。 让经营者的责、权、利到位，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经营者、企业家，这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内涵之一。 “厂长究竟应当代表谁？”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国有企业争论不休，认识上的困惑，也制约了厂长经理才能和作用的发挥。 “厂长是国家任命的，当然要代表国家。” “厂长是企业的代表，理应代表企业。” “厂长是职工选的，怎能不代表职工？” 争论者自然各有一番理由，于是，“一手托三家”就成了厂长身上的重担。不确认厂长的角色，厂长也只好在一个“三向”的天平上，艰难地惦量着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 理论概念不清，带来的是实践的偏差。作为一厂之长，对国家负责虽然是神圣的天职，但不能代替解决现实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因此，当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矛盾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厂长，自觉不自觉地把天平倾向了企业和职工。素质差的厂长甚至有意算计国家，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却又往往无法及时得到发现和纠正。 一位厂长说：“代表国家是虚的，谁是国家？最现实的是职工利益。反正年底砸锅卖铁也要给职工长一级工资，不然良心过不去！” “中心”与“高级打工先生” 当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以后，资产所有者身份在企业里得到明确，于是，出现了两个层次的经营者。 一个是董事长，他是决策者，要对出资者的资产增值负责。另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他们虽然都是企业的经营者，但身份不同。董事长对资产增值负责；而总经理则是受聘、受雇于董事会的经营者，他们上对董事会负责，下要对自己的全部经营活动负责。这两个层次虽然都是经营者，但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厂长那种身份的经营者。 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副司长杨全生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参与起草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过程中，曾专门征求一些企业“老板”的意见，这些“老板”听说要改革企业制度时，高兴地说：“好，好，这回企业有希望摆脱行政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了！” 杨问在场“老板”：“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后，在坐的不一定都能当董事长，可能有一大批同志要成为高级雇员。这一点大家是否有思想准备？” 有的厂长听了这话，恍然大悟，也有人一下对改制兴趣索然。显然，他们对此没有思想准备，还没弄清改制后自己的地位。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原来的厂长中的大多数人，将成为受聘于董事会的“打工者——高级雇员，虽然《企业法》规定厂长处于中心地位，但内涵已有变化。有人称，总经理是“给所有者打工”，“给董事长打工”；也有人称总经理为“高级打工先生”。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悄然发生的转变。但是，这决不意味经营者地位在降低，而是企业机制转换带来的变化。 经营者走向企业家 改制以前的厂长经理，角色定位不清，职责也比较混乱。要么“越位”处理了不该处理的国有资产，要么“缺位”，不能集中精力地搞好日常的经营管理事务，企业难以打开局面。 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总经理就是给董事会“打工”，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经营，对董事会负责，身份明确，任务单一，才有可能在经营管理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展示个人才能。 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北人印刷机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首批在境外发行股票的试点企业，运行一年稳步发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谈林的体会是：“改制给总经理提供了一个发挥经营作用的大舞台，使他们有精力研究市场的变化，开发当今国际高水平产品，研究转换机制积累后劲。这样才能培养一代企业家。”由于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彼此双向选择，对经营者既是鼓励，又是约束，干不好将会名誉扫地，再聘困难。营私舞弊者身败名裂。这种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对总经理素质提出的要求，不但更高，而且是呈刚性的。企业家队伍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应运而生。 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一支高水平的企业家队伍。 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白金荣说：“出资者不一定是经营管理的行家，总经理必须是精于经营管理的专门人才，是终身以经营企业为职业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个企业家队伍，现代企业制度很难建立起来。如果没有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关系不清，企业家也无法脱颖而出。” 以这样的素质要求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现在不少厂长经理还难适应。要造就企业家队伍，不但要有经营者的自身努力，也离不开社会为培养企业家队伍而建立起来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利益机制。企业家“资源”必将走向市场。 （下次刊登理清思路第四篇：老帐须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