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既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学术话题，也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实政策选择。这一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关键在于人们对这两者的定义常常具有极大的分歧。从宏观上说，它们涉及到政治与经济的分野，国家与市场的对立，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从微观上说，它们反映了人的不同偏好和选择，反映了人们动机上的差异，即理性人与道德人、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区分。显然，这既涉及事实与经验，又关乎价值与理念。对它的解释不仅需要犀利的分析，更要有整体性关怀。大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非有两种，一种认为有有机联系，一种认为彼此冲突。前者可分为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即决定性联系还是非决定性联系；后者则可能有着共存性冲突和毁灭性冲突两种形式，也就是说，可以区分为修补性冲突还是替代性冲突。 1992年4 月，美国的《民主杂志》为纪念约·熊彼特发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50周年举行了一次国际讨论会，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以熊氏的著作为基础，就民主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交各自的研究论文。与会者不乏欧美社会科学界的名人，如罗伯特·达尔、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亚当·普里普泽沃斯基和拉尔夫·米利本德等。弗朗西斯·福山也为此次讨论会撰写了一篇论文， 题为“资本主义与民主：没有直接联系”（Capitalism & Democracy:The Missing Link）。（注：该文后来被收入拉里· 戴安蒙德和马克·普拉特纳主编的《重读〈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民主〉》论文集，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福山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围绕熊彼特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析进行了批判，第二部分则就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其文章的核心主题。福山的基本观点是，虽然资本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决定性法则，它们的联系是间接性的，而这种间接性是由一种过渡环节维系的，这就是人们要求得到普遍和平等的承认的愿望。福山反对对民主进行功能主义和经济主义解释，认为人民选择民主政体，其原因必然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政治领域具有其自主的目的性，对它无法根据亚政治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范畴来加以全面解释。 福山在文章开篇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与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所做的预测截然相反，资本主义并没有像他所预想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向社会主义，相反，社会主义反倒难以抗拒地让位于资本主义。与此同时，熊彼特曾确信彼此之间存在强烈冲突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已经找到了共存的途径，更确切地说，也就是互相促进的途径。在福山看来，熊彼特的预期之所以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主要有这样两个原因：从经济上说，由近代自然科学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发生了质变；从政治上说，在自主的政治领域中，人民对自由民主制的合法性逐渐形成了共识。本文将对福山的观点进行简要的述评。 一 福山首先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承认，尽管社会主义今天的声誉不太好，但从历史上看，在工业化早期，它显然曾给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完全可行的经济模式替代选择。一大堆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在1928到1955年期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4%到6.6%的增长率递增。考虑到其间由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和二战所造成的两次大劫难，这一数字还是很出色的。从1955到1975的20年里，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又达到美国在此期间高速增长率的一半。由于苏联的工业化有着众多的隐含成本，诸如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职业道德的无形但危害严重的影响，上述数字也许要大打折扣。但不管怎样，苏联的确在既没有给人们太多政治自由也没有给人们太多经济自由的情况下，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巨人。有一个时期，这种自上而下由国家指导的工业化模式，似乎成了高速增长的唯一途径。福山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否认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不能拒不承认它也是达到工业现代化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途径之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工业化，其社会后果往往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农民或被吸引或被强制离开农村进入工业大都市；传统的社会集团和权威形式被“现代的”理性的和官僚制的社会集团和权威形式所取代；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社会精英，普遍的教育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福山接着写道，尽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传统的工业化，建立钢铁、化工、拖拉机等等工业部门，但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却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在更高层次的工业现代化中取得进展。熊彼特预言社会主义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但他没有预见到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这一阶段被人们打上各种标签，如“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和“电子技术时代”等等。20世纪下半叶，经济生活变得极其复杂，它更趋于信息密集型，更加面向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更依赖高速的技术革新以维持生产率收益和增长。在这种环境下，中央计划和集权式经济决策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福山认为熊彼特的预测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写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时，世界刚走出大衰退的低谷不到10年，正处于新旧经济时代过渡的交汇点上。 福山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熊彼特关于知识分子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坚定反对者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这是资本主义合法性得以维持的最根本的原因。熊彼特在书中曾这样写到：“资本主义过程导致了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对自身社会秩序的敌意气氛……资本主义过程……最终降低了资本家阶级赖以生存之功能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性思想体系，它先是摧毁了其他许多制度的道德权威，最终又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自己的道德权威；资产阶级惊诧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并未在反对国王和教皇的权位之后止步，而是继续攻击私人所有权和整个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纽约哈波罗出版公司1950年版第143页。）福山指出， 尽管知识分子的对资本主义偏见依然很强并且极为顽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经济的净生产率使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同化，到了80年代，欧美许多最具洞察力的批评家都在忙于剖析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福山的这一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实际上，这些年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论著层出不穷，远的不说，就在福山论文发表的同一本论文集中，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就撰文写道，“资本主义并没有允诺人类实现深刻的精神需求，或者消除不平等、贫困、种族与性别歧视、环境污染和战争。它也无法用理想语言去感染青年，对此用不着太感惊奇。正如亚里士多德两千五百年前所强调的那样，青年人——还可以加上知识分子——期望整体的解决方案。因此，新社会运动和新的意识形态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社群主义的思考将再次赋予国家以合法地位，使其作为即便不是消灭也将减少种族、性别和地位不平等的工具。”（注：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全面反思”，载于《重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论文集第1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