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在中国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言其古老，是说人们在过去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思想，而且流派纷呈，百家争鸣；言其年轻，是说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按照科学的规范发展，还只是一个现代叙事。关于现代中国政治学术史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致力于现代学术史综合研究的文本之中。如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专辟《略论中国政治学》一章，但该文的旨趣主要在于寻找现代政治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会通之处，而非厘清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规划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原初规划有政治学卷，虽未能成书，但从已经出版的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卷中，也可窥见20世纪中国政治学之一斑。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宝成关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则对西学东渐的历程做了较为详细的史学考证。尽管如此，与其他学科正本清源、建立自己的谱系相比较，现代中国政治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最近20多年，不仅相对滞后，且尚不能概括现代中国政治学发生的全貌。本文试图对中国政治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进行初步的梳理，以助益于现代中国政治学术史的研究。 一、西方广义政治学范式之建立 “范式”(paradigm)一词是托马斯·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史时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并逐渐成为人们描述有关学科发展的基本用语。在众多范式的含义中，库恩则更强调范式的两层意义：“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 (P157)人们通常又把前一定义视为广义范式概念，后一定义视为狭义范式概念。事实上，范式的这两种规定性存在着内在关联，前者是新范式确立或“世界观的改变”(库恩语)，后者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获得的、可以作为范例的以往科学成就，而范式的研究者往往又是在狭义范式的具体文本中发现广义范式的。按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关键步骤可以描述为：前范式时代—范式的建立—常规研究的展开—反常与严重危机的出现—科学革命与新范式的建立。笔者以为一般社会科学范式的结构应当包括以下要件：(1)研究对象的确定；(2)对研究起指导作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3)认识和把握对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4)由以上各方面影响和决定的作为建构理论的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假设；(5)研究领域和理论旨趣。以上五个要件中，前三项构成范式的硬核，使学科研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中研究对象是范式的载体和形成范式的前提条件，离开了研究对象，“硬核”就将成为一个在各学科之间任意游走的神秘物；第(2)和第(3)项紧密结合，成为范式的灵魂，体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其中任何一项重大改变并由此引发的其他核心要素的改变，都将导致范式的革命。第(4)和第(5)项相当于范式的保护带，除非攻击到范式的核心，范畴体系的扩张、理论假设的调适、研究兴趣的转移一般不影响范式的基本稳定，而是范式前提下学科发展的常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内核与保护带的关系，也体现了广义范式与狭义范式之间的关系。狭义范式以广义范式为前提，并体现了广义范式的观点、技术和价值。 如果说获得范式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 (P10)，则实现学科自治无疑又是获得范式的先决条件。而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科较早移植自然科学方法、走向学科自治进而获得范式相比较，政治科学只是到了19世纪末期才实现了学科的科学化和自治化。正如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指出：“许多所谓的政治理论家……首先是哲学家，他们的政治思想不过是更大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政治理论’的称呼在很大程度上是追认的，是后世做出的评价。”[2] (P19-20)直到近代，政治学还生活在历史学和哲学的襁褓之中。 现代美国政治学在政治学中的引领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早期的美国高等教育深受英国而非欧陆的影响，致力于为政府服务而非创造和传播新知。与此相对应，早期美国政治学也以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和训练即将走上仕途的学生为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教育色彩。随着美国留欧、特别是留德学生的回流，以创造和传播新知为核心的现代大学理念在美国逐渐成长起来，哈佛、哥伦比亚、霍布金斯、康奈尔等竞相成为“真正”的大学。“这些发展主要影响了研究生这个层次的教学指导、方法和安排。的确可以说，他们对增加一个新的层次的教育已经有了影响：在硕士和学士学位之上加上博士学位，而且成了‘在最高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公认的准则。”[2] (P28)大学已逐渐成为学术专门化、职业化和研究的中心。 学科的专门化趋势终于波及到了政治学。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院的创立，不仅标志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开始走向自治，也标志着以科学为志向性的西方广义政治学范式开始建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生不仅要求撰写学位论文，而且必须发表，1886年学校创办的《政治学季刊》则是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主要渠道。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即使当时还存在着“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与“政治”(politics)和“政府”(government)之间的争论，此时的政治学已经给自己定位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在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美国独特的政治经历早已将源于近代欧洲的主权在民原则、自由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气质本土化，并渗透到政治学当中。而在研究方法方面，科学主义不仅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切实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法逐渐引起了政治学家们的浓厚兴趣[2] (P34-36)。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广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并不仅具有本土意义。美国政治学与欧洲政治学的互动自不待言；内田满在《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著作中，尤其强调早稻田政治学是在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换的这一时期里，在同美国政治学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现代政治学发展的世界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