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政党①是政治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在对民粹主义浪潮肇始的原因分析中，认同政治是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着眼点。当前，基于认同政治的分析主要被应用于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近年来，中东欧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从认同政治的角度探讨其崛起原因的著述并不多。②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涵盖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分析以及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国别范畴下的具体表现。有学者结合中东欧国家转型经历的特殊性对其民粹主义政党崛起进行了整体性原因分析；③还有学者基于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分析、政治极化等理论做了具体的国别研究。④当然，许多学者也研究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个案，⑤但是相关研究局限于描述研究对象的纲领主张和活动的“非自由的民主”“离经叛道”等方面，或者从社会转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关系、新媒体的影响等角度分析其兴起原因，而不是基于认同政治或者传统政治学的利益政治的角度。最近一两年，有些学者开始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研究波兰和匈牙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但相关成果以介绍性为主。例如，波兰乌普萨拉大学的林奎斯特(Tua Lindquist)比较了匈牙利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塑造认同政治方面的措施和效果；⑥奥切普卡(Beata Ociepka)分析了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塑造国家身份认同的尝试及其与欧盟的关系等。⑦ 国内学者对于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关注始于2010年。如项佐涛提出，中东欧政党政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粹主义阶段。⑧徐刚等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专题性论文。⑨然而，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成为一个热门议题是近年之事。⑩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与国外研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除了对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进行类型学分析和介绍其一般特征和主张外，关于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从中东欧转型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民族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并未从认同政治和利益政治的角度开展分析。在具体国别分析上，研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民粹主义政党的专题性文章就更少，只有两篇：李家懿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匈牙利的“欧尔班现象”，(11)来庆立介绍了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民族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12)后者可以被视为从认同政治角度尤其是民族认同的角度来解释法律与公正党兴起的尝试。 基于长期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跟踪研究以及三国的选举数据，本文认为，单一的认同政治的视角无法准确解释波匈捷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尤其是比其他地区更具影响力(波兰、匈牙利、捷克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上台执政)的原因。与西欧相比，中东欧国家的民族和宗教更为单一，所受外来民族和文化的冲击更小。以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例：波兰总人口中97%为波兰族，信奉天主教，讲波兰语，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截至2014年在波兰登记的迁入人口总计24.3万；(13)匈牙利的马扎尔族占总人口的90%；(14)捷克总人口的90%以上为捷克族，斯洛伐克族占2.9%，德意志族占1%，还有少量波兰族和罗姆族。(15)相较而言，德法等西欧国家的人口构成更为多元化，德国居民中外籍人口占总人口的12%。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统计，德国吸纳国际移民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三，有超过160万人是移民的后代。(16)作为全球第六大移民国家的法国，总人口中10%为外来移民。(17)因此，客观上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内部“认同”问题并不如西欧国家那样紧迫。与之相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利益政治在波匈捷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过程中依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波匈捷民粹主义政党如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政党一样注意“打民族、文化、宗教等认同牌”，而不再以阶级动员为主要手段，甚至竭力回避“阶级”“阶层”等词语，但是“人民”与“精英”的区分使其成功吸引了社会转型中的受害者——中下层收入者。正是通过认同政治和利益政治的双建构，民粹主义政党强化了底层民众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把草根的政治参与转换为自己的认同基础。 一 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观察民粹主义政党的两个视角 认同政治也称身份政治，一般指社会群体基于共同身份而展开的政治活动。认同政治自古有之，它“从来不是一个新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都是身份的；所有的身份，都是政治的”。(18)在近代社会以前，人与人之间区分的重要标识就是“身份”，如宗教的身份、民族的身份、种族的身份、性别的身份、等级的身份……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将“个人”解放出来之前，个人生活在他(她)所在的集体身份之中，“身份”限定着他(她)的思想和行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身份政治让位于利益政治，或者说人的经济身份——阶级成为最重要的身份。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就深刻地指出经济关系对身份政治的冲击：“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19)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未像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那样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在欧洲，中间阶级迅速兴起并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德国为例，1976年，独立经营者、公务员和职员等中产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达到50.7%，超过了工人的比重。(20)中产阶级的政治趋向与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诸多方面表明自己决不是“传统主义者”，(21)不再关心经济领域的平等和剥削问题，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阶级认同，通常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投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包含了一些价值观和行为，以及地位与权力资源的根本变革。许多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都强调指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套有关家庭与性行为、平等与参与、环境保护主义的后物质主义或后资产阶级价值观与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大相径庭。”(22)身份政治由此在20世纪中后期再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然而，现在的认同政治与传统的认同政治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身份主要是集体身份，而现代身份既可以表现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在群体层面表达。在政治实践中，认同政治虽然更多的是以群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如种族、族群、性别、特定性取向的人群，甚至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族，(23)但是“当代身份政治代表着由等级政治、普遍政治向个体政治的演进，代表着由等级身份、经济身份向文化身份的变迁”。(24)另一方面，认同政治所指的认同范畴不断扩大，远远超越了此前经济身份、宗教身份、民族身份，性别、环保和年龄等都被纳入认同的议题。同时，个体在社会中具有多元身份，这些身份是交叉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从而决定了认同的多元性和认同政治的复杂性。(25)因此，“我们是谁的疑问”并不奇怪。“大多数身份集团并非建立在客观的生理相似或相异基础上，虽然他们都愿意声称自己是‘自然’形成的，而非社会建构的……身份就像服装一样可以互换或组合在一起穿戴，而不是唯一的，或像过去那样紧紧粘在身上”。(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