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007-14 迄今为止，西方民主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总体上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古希腊时期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并且以小规模社会全体自由民直接参与城邦治理为特征的古典民主，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以代议制和有限选举权为特征的近代民主，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延续了代议制特点且兼备全民普选特征的当代民主。20世纪7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民主曾因石油危机和左翼运动一度陷入困境，使得西方民主政府普遍面临着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挑战、文化价值变迁对于削弱民主社会基础所构成的挑战以及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所带来的内部挑战[1]，但这次民主危机并未动摇西方世界关于民主就是自由竞争性选举民主的信念。[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失序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危机，尤其是交易民主或选举民主再度面临严峻挑战。那么，西方民主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和挑战，它是如何从人民民主异化为交易民主，从人民做主异化为金钱民主的?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分别从民主前提、民主形式、民主实质(内容)以及民主效果(质量)四个维度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主要弊端和深刻危机。 一、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破坏了民主前提 西方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些平等权利在代议制民主中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公民行使各种权利的可行能力，而影响这种可行能力的，恰恰是公民在经济能力和社会处境方面的平等状况，因为经济能力和社会处境从根本上决定了公民在政治讨论和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在此我们需要就欧美国家正在扩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程度提供经验性证据，并分析这种不平等对代议制民主政治造成的冲击和挑战。 (一)平等的权利与可行能力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前提 什么样的共同体条件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对不同性质的民主政治的界定，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们对民主政治运行前提的分析与判断。就当代西方多党竞争性选举民主而言，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和良好的公民素质是选举民主运转良好的前提基础。另一种观点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有赖于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只有先发展经济，才能建立民主政治体制。[3]除此之外，人们还从其他角度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设定了多种多样的前提条件。且不论民主前提的多样性和既有论述是否合理，在笔者看来，无论何种性质的民主政治，其根本前提是人人平等，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平等和行使各种权利的可行能力的平等。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正是在平等和自由大旗下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建立选举民主政治体制的，他们一直视平等为民主运转的核心前提。 普选制和一人一票制就是政治平等的制度体现，也被视作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前提基础。作为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三大文书之一①，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政治权利)规定，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直接或通过其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每个公民都应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和机会，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且以无记名的方式进行；每个公民都享有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和机会。这一条款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也确定了民主政治的平等前提。[4]截至2015年10月2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批准国)已增至168个，《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有164个。②绝大多数实行选举民主的西方国家都批准了“人权两公约”，从制度层面为本国公民规定了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二)欧美国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经验证据 然而，当前西方国家正在遭受侵蚀的，并非制度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是公民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行能力，这种可行能力的削弱直接体现为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绝大多数公民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衡量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指标有很多，在此我们选取最为直观和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方面。 一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包括不同群体在某个时点上收入分配的横断面差距和在某个时段上收入增长的历时性差距。家庭收入通常由工资收入和资本(财产)收入两大块构成，因此家庭收入差异与工资差异和资本收入差异紧密相关。据美国学者统计，1979年，美国社会最顶层0.1％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只是”社会底层90％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的50多倍，但到了2007年，也就是美国次贷危机那年，最顶层0.1％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2010年仍高达164倍。如果将上层群体范围稍微扩大，那么，上层1％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与底层90％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之比从1979年的14∶1急剧扩大到2010年的42∶1。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尽管上层群体的很多投资是亏损的，但上层1％群体获取的总收入超过了国民收入的1/5，接近国民收入的1/4。跟总体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显著扩大一样，美国民众在工资方面的不平等也相当突出。1979到2006年间，美国低工资人群(底层90％群体)的工资仅仅涨了15％，而上层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将近150％，最顶层0.1％群体的工资涨幅却超过300％。另一组数据显示，1979-2007年间，上层1％群体从美国的经济扩张中攫取了大约60％的国民总收入(含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2002-2007年间，上层1％群体所攫取的国民总收入超过65％。③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增长，绝大部分都为上层1％群体所攫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上层1％群体坐拥巨额收入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境遇变得更糟了，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急剧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