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识世界，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认识世界，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它包括中国对自己的历史认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以及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自己的世界定位的认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当然，当我们讨论中国认识世界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是中国对现代世界的认识。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充满着争论。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我们有必要对讨论的问题作一些明确的界定。 我们应如何定义“现代”这个概念?现代这个概念出自于西方史学，它首先指的是西方在中世纪之后的一段历史的“现时存在”。其次，被界定的现代也包括了丰富的有别于传统的历史内涵，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现代国家体制、世俗化的价值信仰体系、现代科技和军事组织等。现代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西方文明在现代历史中的崛起的一种形态。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的研究，又可以分为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前一种注重研究现代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西欧北欧开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文明进入现代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以及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政治扩张，成为推动近2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而后一种研究着重于现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提出了“现代性”这个概念来界定现代的含义，认为现代是一种具有某些特征和性质的客观历史存在，并将其与传统区分开来，由此将现代定性为不同于传统的价值体系、政治结构、经济社会体系等一系列的标准。 早期的现代理论和现代历史叙事都是“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不光区分了传统西方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差别，也自然而然地区分了在同一历史时期处于前现代非西方国家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差别。而现代历史的研究则普遍认为，西方之外的国家由于原先不存在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所以只是西方国家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的扩张进程中，才被欧洲纳入现代世界体系，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和国家。 中国认识世界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开始的。当经历了一系列军事失败和大量赔款割地的耻辱迈进20世纪的门槛时，中国的“天下”体系在西方的世界体系中变得岌岌可危，文化自信也一落千丈。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中国的文化精英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国家体制及其在西方“新世界”体系中的定位，并在深深的近代历史悲情中寻找国家强盛与民族尊严的可行道路。当时更为了解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已经开始认识到，欧洲列强能够战胜中国的根源，是他们所具有比较优势的近代性的工商业、军事力量以及民族国家体制。尤其是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导，实行了多年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依然在甲午战争中输给了变法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之后，使中国通过维新变法改变国体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知识精英和仁人志士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共识。 然而，中国在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道路上始终伴随着各种纠结和迷茫。早在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近代知识分子就意识到，必须在新的世界体系的范围中重新考虑中国的国家体系和世界定位。他们既留恋中国曾经在东方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和“文化之美，历史之长”的文明骄傲，又不得不接受传统“天下”体系崩溃的现实。他们担忧的是，西方不但要摧毁中国的政治体系，而且还要毁灭中国的文化理念。例如，康有为认为“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因而更主张“文化民族主义”；杨度则更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国家”与欧美“国家”的各种差异，认为西方列强国家的一切行动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在世界的扩张中则遵循实力的逻辑。因此，他认为只有建立起类似于西方列强那样的民族国家，将国家的组织、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战争国”的目标结合起来，中国才能走向富强和赢得真正的平等和尊重。 总的说来，在面对外来威胁追求中国的强盛和尊严的目标上，20世纪初期的知识精英是有着高度的共识的。但在如何在国家内部组建现代意义上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问题上，则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争论。根据西方民族国家的状况，这种国家体系的关键性特征包括了统一民族国家认同的确立、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国家权力以代议制方式赋予合法化、暴力(包括常备军)的国家垄断。知识精英们虽然对西方的国家政治和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在面对中国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时却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他们都试图利用自己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有限了解和有限的政治知识，来给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开药方。杨度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国家，虽然不具备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但却是早已超越了宗法社会的历史阶段，与欧美近代国家在“民族性”和“集权性”方面极为相似的国家。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更适合参照美国和瑞士这些多民族国家，确立宪政体制，致力于人民的国家认同而非民族的认同。梁启超则从反对中央专制权力的立场出发，更看重英国和日本的经验。他主张自下而上地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消除代表中央专制权力的官僚机构，通过以自然感情为基础的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实现国家的统一。而章炳麟则认为中国与英国和日本不同，在历史上早就没有世袭阶层和等级分化，更适宜中央政权实行平等的法治。因而他主张在对官僚行政机构严密监督下，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实现司法权利平等和公民平等。 凡此种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对未来宪政国家的想象是粗浅的，充满着书卷之气。他们并未深刻认识到，在当时也无法认识到，中国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制约对推行西方意义上的宪政体制带来的重重困难。他们的历史作用令人失望(如孔飞力所言)，但是他们开启了20世纪中国认识世界和寻求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新篇章，并对后世的知识精英和仁人志士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国20世纪的政治发展现实却一次次地击碎了他们对现代国家构建的设想。自清王朝君主立宪失败和垮塌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了革命时代。以革命推翻旧政权具有了正当性，军事力量的强弱成为瓜分权力或掌控国家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也成为新政权掌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治动荡和各类战争的磨难，但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台湾是个特殊的例外)，并在世纪末实现了国家的强盛。中国走进现代似乎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走的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道路，知识精英在20世纪之初就构想建立的西方意义上的宪政体制国家，却迷失在了中国现实政治的实践中。
